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避免失敗與追求成功 -《信報財經新聞》

日前防止虐待兒童會公布統計數據,指出去年三至五歲的受虐兒童達一百八十八宗,較前一年大幅增加一倍,研究批評,在充滿激烈競爭的教育制度下,部分家長以打罵方式來催谷子女成績,部分幼兒甚至要送院治理。父母關心子女成績是一種愛的表現,可是現代的父母對於如何表達對子女的愛,總是偏向兩極,往往產生反效果。
哈佛學者Michael Sandell在其大熱著作《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中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愛有接受的愛(Accepting Love)和轉化的愛(Transforming Love)兩種。前者對孩子的優點、缺點都無條件接受,重孩子愉快成長,後者重追求孩子的未來福利,傾向高壓栽培。
兩種傾向表面上南轅北轍,實際上它們有個共通點︰害怕子女失敗。過度強調「接受的愛」的父母害怕失敗令子女不能「愉快學習」,傾向放任無為、懈怠、縱容,甚至以挑戰教師來表現對子女的愛,成為所謂「怪獸家長」;過度強調「轉化的愛」的父母害怕子女競爭失敗,故事事嚴密監視,期望子女十項全能,嚴重者更可能錯用打罵方法來鞭策子女,損害親子關係,即所謂「直升機家長」或「虎媽」。一但偏向極端,兩種愛對孩子成長也有負面影響。
兩種教養模式各有副作用,要從中取得平衡實不易。可是退一步想,失敗對孩子而言,是否就是洪水猛獸?失敗能讓孩子更了解自己,帶來反思與改進的契機;失敗能訓練孩子的抗逆力,將來離開父母羽翼的保護後,他們仍有信心駕馭未知的挑戰;失敗也能提醒孩子時刻抱持謙卑的心,明白終身學習的重要性。當然,在一些關鍵的升學樽頸,一次失敗便會改變人生走向,可是在幼稚園或小學階段,讓孩子學會如何面對失敗,實在跟教會他們如何追求成功同等重要。
如Michael Sandell 所言,世界上沒有人是完美的。如果每個人也追求百分百的成功或愉快生活,不容成長過程沾上一絲失敗污點,不僅會令孩子失去自己個性,下一代也會傾向個人中心,不是對失敗者失去同情心,便是拒絕負上任何社會責任。將來政府要在一盤散沙的社會風氣中培養社會凝聚力,凝聚全民共識,將會比現在更加困難。
梁亦華(2013.12.28)︰〈避免失敗與追求成功〉,《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897&cat_id=9&title_id=651608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回憶中的回憶-論《大亨小傳》的人物塑造與社會意涵 - 《文學評論》


近日美國電影公司華納兄弟翻拍了文學名著《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內地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了2013年上半年電影文學的話題之作。《大亨小傳》是與海明威齊名的作家Francis S. K. Fitzgerald1920年代的小說作品,被視為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名著的代表之一。影片以有夫之婦Daisy(Carey Mulligan)Jay Gatsby(Leonardo DiCaprio)的愛情故事為中軸開展,突出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中,不同人物的內心掙扎與熱鬧中的孤寂。論劇情,男女主角的愛情並不算可歌可泣,結末更有草草收場之感,然而影片最吸引之處,卻是它對主角人物塑造的舖排。

一、遞進式人物塑造 

故事使用受限視角,借助女主角表哥Nick(Tobey Maguire)的記憶倒敘,故此觀眾只能透過Nick此一角色的認知來理解故事。使用受限視角的文藝作品能讓觀眾有更貼近生活的真實感,卻難以仔細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複雜的背景往往需要通過故事人物口頭轉述,減低電影的藝術效果。然而受限視角之弱項在Fitzgerald筆下,卻成為人物塑造,製造懸念的重要媒界。

受限視角雖難以敘述人物背景或事件的來龍去脈,卻能營造出濃烈的神秘感。故事從Nick搬進紐約長島的新居開始,Nick的鄰居Gatsby擁有一座華麗的宅第。宅第每晚夜夜笙歌,各界名流紳士川流不息,人人對屋主Gatsby均非常尊敬,對他的經歷與鉅額財富的來源有各種傳言,有說Gatsby是殺人犯,亦有人說他是德國間諜,然而舞會上的所有人均只收到Gatsby的邀請函,卻從未見過他真人。

故事花了不少篇幅描繪舞會的豪華奢侈,以及眾人對Gatsby的尊敬態度,輔以真真假假的各種流言側面烘托出主角的神秘形象。Gatsby的身份、鉅額財富的來源、以及他每晚舉辦豪華舞會的原因,皆成為吸引觀眾追看下去的懸念。類似的側面烘托手法亦常見於中國小說之中,從《三國演義》中華雄斬殺諸侯軍各將領,到關羽斬華雄的遞進式情節,到《書劍恩仇錄》中眾多赫赫有名人物對總舵主陳家洛的尊崇等,均在主角未登場前突出了他們的英武形象。

其後隨著故事推展,各種謎底有限地解封。先是Galsby自我吹噓,把自己描繪出成富裕家族的財產承繼者、牛津畢業生和一戰英雄,之後借用Daisy堂姐的受限視角描述DaisyGatsby分手過程,其後Galsby再透過自述讓觀眾了解他曾經歷貧困潦倒的日子。這些自述半真半假,表面上作者讓觀眾更接近謎底,實際上它們只是進一步塑造Galsby完美的履歷,況且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以及Galsby的發蹟經過依舊諱莫如深。

故事尾聲時,GalsbyDaisy丈夫Tom(Joel Edgerton)激烈爭執來把Galsby的完美形象一一打破︰中西部貧農之子、牛津大學走讀生、靠販賣毒品私酒累積大量財富等,最後Galsby因被揶揄出身低微,再努力也改變不了不純正的血統而大失常態,並最終失去了Daisy的心。

有人認為作者筆下的男主角Galsby代表了常存希望,奮鬥不懈的「美國夢」,正如故事結尾Nick的評價︰「Galsby擅於製造希望的天賦是無人能及的」,然而故事所反映的其實不只有這正面價值觀。仔細思考,故事中蘊含了不少人格和社會矛盾。


二、文本背後的社會意涵

就愛情而言,GalsbyDaisy迷戀之深令觀眾動容,可是礙於Daisy是有夫之婦的身份,觀眾皆明白這是禁忌之戀。在此,作者刻意製造了疏離效果來引起觀眾內心衝突。觀眾一方面因為道德情結而無法認同已婚婦人偷情,一方面又希望男女主角有圓滿結局。夾在兩難之間,觀眾實難以完全肯定或否定GatsbyDaisy間的戀情。尤其是觀眾得知女主角的丈夫也在背妻偷情時,觀眾對男女主角的愛情,以至一夫一妻的傳統道德價值受到更大挑戰。

其次,代表「美國夢」的Galsby並沒有圓滿結局。他年青時嘗試從正途往上爬,幫助迪克船長致富,卻被船長家人趕走,一貧如洗;其後,Galsby改靠販賣私酒致富,再以偽造的履歷掩飾不名譽的過去,卻被狠狠揭露。最後Daisy丈夫直接指出他們生而不同,即使他再努力,這血統的差異也永遠不能改變。

血統優越(Blue blood)的概念在片中極為顯著,實是本片一大特色。綜觀世界各地影片,這血統優常見於貴族階級未受打壓的英國文藝創作,亦正因為血統優越的概念根深柢固,哈利波特、福爾摩斯探案等英國小說均強調了平民與貴族間的對立(如衛斯理、格蘭傑與馬賁),又或主僕之間的地位差異(如福爾摩斯與華生)。那麼,為何《大亨小傳》的血統優越概念這麼深厚?翻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大亨小傳》的原作者Fitzgerald是愛爾蘭移民後裔,而十八、十九世紀之移民,不是為了追求宗教自由,便是於英國本土飽受貴族欺凌而舉家遷居。Fitzgerald家族即使移居美國數十年,血統優越論在其作品中仍被如此突顯,可見Fitzgerald家族,以至二十世紀初英國移民的潛意識中,階級血統仍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Fitzgerald筆下,GalsbyTom所教唆的兇手闖入槍殺,然而電影版卻刻意加插了小說沒有記載的情節-Galsby聽到電話響起,從泳池上岸後被槍殺,而他臨死前依然記掛象徵希望的電話,以為那是Daisy回心轉意的來電。這小小情節進一步塑造了男主角對希望與愛情至死不渝,亦記寓著導演對於「常懷希望」的美好祝願。


梁亦華(2013)︰〈回憶中的回憶-論《大亨小傳》的人物塑造與社會意涵〉,《文學評論》,29,頁91-92。


2013年11月1日 星期五

語言歧視爭議與中港矛盾 -《信報財經新聞》

語言歧視爭議與中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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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月,中港矛盾在教育界屢屢上演。上至大學碩士班的授課語言,下至幼稚園入學面試,屢聞內地學生或家長不滿學校以粵語授課,令內地人士不能獲得公平入學機會與教育過程,是歧視政策。誠然,粵語授課確實為部分內地人帶來不便,可是這是否涉及歧視?香港又應否教育語言改為普通話,以示包容?

所謂歧視,是指無視對方行為、能力與個人表現,只根據對方不能改變的身份,如國籍、性別、年齡等而給予區別對待。其中下分為間接歧視,即表面上中立公平,對所有人持同一標準,實際上施加的要求並不合理,並對某類人產生不利影響。例如中文系收生時不必要地規定,申請者必須以英語為母語,刻意排除中國學生,即屬間接歧視。回看香港,教室內粵普之爭實屬此類,其爭議的關鍵有二,以粵語授課或面試是否合理?以普通話替代粵語,能否達致同等課堂質素?

幼兒教育與基礎教育所不同的是,它並非集中灌輸學科知識,而是鼓勵學生探索,培養孩子學習動機,促進他們群性發展。幼稚園以粵語為面試,正是為了確保每位學生與教師與同儕均有足夠溝通能力,投入學習生活;而據報道城大爆發爭議的課程早已列明「以粵語授課」,明顯地兩件事件中,以粵語面試及授課頗為合理,實無置喙之處。

其二,在幼稚園及研究院以普通話替代粵語,能否達致相同教學水準?內地與本港學生共同上課能促進雙語共同發展,有利無害,但前提是教師們必須有足夠的雙語水平領導課堂,雙非家長亦需要克服語言地域限制,與學校緊密配合,主動融合。如教師或家長支持不足,則弄巧成拙;而研究院事件中,師生雖有足夠語言基礎,但卻有學生指雙語授課會拖慢進度,故實行雙語教學需謹慎而為,並先取得學生的共識。其實其他大學研究院的粵語課程亦有不同學生就讀,一般教師會提議不合適的學生改選普通話授課的課堂,又或乾脆以英語授課,確保學生進度,亦維持公平原則,當然以英文來解釋仁、道等「中國文化要義」猶如隔靴搔癢,將衍生另一問題。

日前有內地報章提出「新香港人」論,試圖化解中港矛盾。對每個城市而言,吸引優秀人才也是保持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可是包容的前提是前者必須視自己為「香港人」,從語言文化、排隊守禮、公共生等個人行為,以至香港人對普世價值的堅持,均要主動融入。如果新來者自以「新」為優,反客為主,不斷以種種「中國特色」來取代原有香港精神,只會進一步激化中港矛盾,實無助解決問題。

梁亦華(2013.11.2)︰語言歧視爭議與中港矛盾,《信報財經新聞》,C04。

2013年10月6日 星期日

起跑線前的競賽 -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秋冬,正是眾幼稚園向家長發布訊息,準備招生的季節。日前有報章指,部分幼稚園課本雜費高達6,000多元,亦有部分收取5,000元的茶點費,引起各界關注。然而,如果社會認為幼稚園書簿雜費比中學更多並不合理,那麼每年從3萬元到7萬元學費不等,堪比自費博士課程的幼兒班(Nursery Class)又如何呢?

自從八十年代教育局把學前教育定位為「理想而非必需」(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以來,幼稚園的營運一直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雖然2007年學券制為不少幼稚園提供補助,但政府對於學前教育的整體規管並不嚴密。近年不少幼稚園,尤其一些著名的學校便針對三歲以下幼童開設天價N班、PN班(Pre-nurseryClass),以至遊戲組(Playgroup),大打擦邊球。由於這些課程不屬正規學制,故一直被視為學校向社區提供的市場服務,由家長自願購買,不受相關部門監管。

有人認為,N班課程可有可無,家長們盡可拒絕申請,但問題是著名的幼稚園K1(幼兒班)學位有限,少部分更坦承會優先取錄自己學校的N班學生。雖然不少開辦N班的幼稚園聲稱K1錄取是「按學生面試表現」,但面試結果極為主觀,家長又能否真的不「另購保險」?

類似情況在內地可謂司空見慣。現時北京、上海等地的著名中學流行開辦所謂「占坑班」,即初中階段之前的學習培訓班,該些培訓班還根據學校知名度,被家長分為「金坑」、「銀坑」、「土坑」和「糞坑」不同等級。名校培訓班往往學額有限,學生競爭極為激烈,從學業、金錢、關係手段,明裏暗裏招數盡出,只為成功占坑,確保子女前程。亂象橫生下,即使國務院教育部如何強調就近入學,廢除書面式家課,甚至強令小四以下不得進行任何的統一考試,內地學生壓力依舊有增無減,這正因學生的競爭戰場早已移師至學校之外。

內地學生在起跑線前已競爭劇烈,香港如雨後春筍的N 班、PN 班等,正是內地「占坑競賽」的幼稚園版。與內地不同的是,學前兒童幾乎無力接受教育,沒有多少個人績效可供評估,是以學生能否順利「占坑」,基本上全視乎家長的財力與家境。這些偏重世襲取向(Ascription Orientation),而非績效取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競爭選拔,正是侵害教育均等,阻止基層孩子憑個人努力向上流動的障礙。

梁亦華(2013.10.6)︰起跑線前的競賽,《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從違規者到受害者 -《信報財經新聞》

日前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放榜,二十三名學生因在中文科校本評核抄襲網上資料而被取消該科成績,升讀大學無望。連日來社會眾聲喧嘩,矛頭直指校方與任教教師把關不力,亦有人指出校本評核制度存在漏洞。可是事件中的一大持份者-學生本身的責任卻似乎少有人探討。


一面倒批評學校

知識、技能與態度,向來是學校教育的三大目標。語文教育除了幫助學生裝備語文知識,提升溝通能力外,更負有促進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責任。可是今次事件發生以後,社會只嚴厲譴責涉事補習學校把關不嚴,教育局監管不足,學生們亦表示教師沒有指出剽竊問題,從沒要求學生重新呈交,扮演著無辜受害者的角色。誠然,學生已失去升讀大學機會,旁人實不應在傷口處灑鹽,可是相關學生在事件中究竟有何反思,得到了什麼教訓?


學生應負剽竊責任

眾所周知,自負營虧的私立學校從不重視德育發展,而是把全副精力集中於應試教育之上,目標只有一個-讓學生在考試中奪取最佳成績。充滿功利性的辦學目標,一直是影子教育系統最為人咎病之處。可是筆者同樣深信,所有接受過基礎教育的學生均了解何謂對錯,面對公開試評核的成年學生,更應有基本判斷,不可能無知至「抄襲當參考」的地步。考生如有疑問,盡可閱讀《考生須知》的小冊子,如不懂引注格式亦可以向老師提問。「教師沒教」根本不能構成學術剽竊的辯解理由。正如市民每年必須填寫報稅表,即使沒有人教導報稅填寫格式,我們也必須負起這公民責任。

筆者的意思並非要為誰人開脫,只想說明學校雖有責任阻止學生抄襲功課,但學生自身亦應負起學術剽竊的責任。社會對抄襲者卻無限包容,甚至把他們描述成最大的受害者,對校方及教育局作嚴厲批評,只會鼓勵學生更為依賴,遇挫折則拙於反思,諉過於人,白白錯失了一個教導孩子主動自學,尊重知識產權的黃金機會。
 
梁亦華(2013.8.9)︰從違規者到受害者,《信報財經新聞》,C04,老師陣地。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 -《信報財經新聞》

臨近暑假,是港人外遊與遊學團舉辦的高峰時期,自關愛基金為清貧學生提供3000元「境外學習津貼」以來,遊學團漸成為學校常規活動,經旅行社籌備的遊學團較去年激增五成,催生了境外遊學的無限商機。有人認為,在名校直資化、貴族化的教育消費市場中,貧困學生能否透過參與遊學活動,避免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卻又有人認為境外遊學效能成疑,更突顯了學生間的貧富差異。到底境外遊學的風氣從何而來?境外遊學又是否必要的學習形式?

自八十年代起,家長對百年名校的貴族品牌的崇拜逐漸褪色,一些活動繁多,屢獲獎項的新區英中漸受青睞。形形式式課外活動,從豎琴班到拉丁文,從報佳音到商場話劇表演等,都成為各校努力提升校譽的賣點。在現今直資林立的教育消費市場中,境外遊學亦是一大競爭領域,所辦遊學計劃自然須考慮中產家長的意願。那麼,家長對境外遊學的期望又是如何?


商品以罕為貴

對中產家長的消費心態而言,作為教育商品的境外遊學,首要考慮不一定是學習效果,卻更傾向於商品的罕有性(scarcity),即愈少人去過的,商品便愈有價值。參考各大旅行社的宣傳資料,只見「英國車路士暑期遊學」、「奧地利音樂遊學」等廣告比比皆是,大多數所謂遊學團都只是以體驗為主,以「增廣見聞」、「預備三三四通識」等抽象而一知半解的口號為名。


如同水過鴨背

對參加學生而言,短短十多日能否讓他們強身建體,精通英普雙語?學生在缺乏專業指引與學習計劃之下,境外遊學如同水過鴨背,除了幾張V形手勢的名勝照片外,還能留下些什麼呢?對學生,尤其是直資學校的清貧生而言,區區3000元的資助又能補償他們的學習經驗差異?

明代董其昌曾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原意是指學生除扎實的知識外,亦應在生活中突破課程框架,主動建構知識,當中扎實的知識基礎與生活體驗皆為治學的必要條件,兩者並無優劣主次之分。時至今天,後人卻把語句肆意演繹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配上主從關係後,遊學成為了學生捨難取易的藉口,亦催生出愈來愈多重量與不重質的「體驗活動」。


學習何須外闖

其實要了解今日香港、全球化等通識議題,開拓學生的視野,學校大可往東莞等地的血汗工廠參觀跨國企業的生產線,又或到中上環一帶尋訪辛亥革命的珍貴史蹟,何必耗費千金到外國搞「遊學體驗」?說到底,所謂學生為本的學習,其實只是貴族學校與家長的顯示身份地位的面子工程而已。

這邊廂,政府一直讓眾所期望的小班教學和免費幼教無限期拖延,又停止發放支援通識科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那邊廂,卻又慷慨地動用千萬計的公帑,助長這場盲目而沒有盡頭的教育消費競賽。如此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相信,筆者對此實感到費解。




梁亦華(2013.6.29)︰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 - 《教協評論文集》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


小六生考試之多,壓力之重,早已眾所周知。教育局向來宣稱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為「低風險評估」,與考生非直接相關,不會構成壓力,但事實卻助長了高小階段的非理性操練,到底問題出在何處?教育局在《勤加操練,可以成材》一文中指出過度操練是教師及學校「不負責任或偏離專業的舉措」,可是站在教師及校方角度,TSA是否真的「低風險」?又是否一句「偏離專業」便能解釋這師生學校三輸的囚徒困境?

自有學校制度以來,考評對教學均有直接影響,前者往往主導課程設置、授課目標及課時偏重,故被稱為「課程磁鐵」(curriculum magnet)。如要設計一套高效能,又能避免影響正常課程的學能評估,評估便需符合以下原則︰一、與受驗者本身非直接相關;二、難以操練的考評題型與範圍,以及;三、與學生成績高度相關。

就第一項而言,TSA只針對學校,旨在了解學生能否達到基本水平,以協助「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學生所承受的直接風險確實較低,但對校方而言,TSA數據正是標示與識別學校成效的重要市場指標,在市場化趨勢下,這會否成為教育局「優化」個別學校的依據?歷年教改中,教育局引入市場化概念來催谷學生成績(非教學質素),透過市場監管與競爭迫使教師取悅市場;為了增加教席的競爭,前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椒芬時更建議吸納眾多失業的中產人士加入教師行列;為了「舒緩」教師壓力,教育局開辦眾多減壓工作坊,先後發佈「教師課時正面睇」、「中學縮班正面睇」等文件,以殺校縮班,市場問責來迫使學校催谷成績,迎合市場,亦令校方對教育局如何使用TSA評估數據根本沒有信心,它對校方以至弱勢學校存亡而言亦絕非「低風險」。有些學校從小一起已操練不斷,甚至出現某「狀元小學」涉嫌於TSA集體作弊的新聞,皆非簡單一句「偏離專業」所能解釋。

除了TSA的體制功能外,TSA的題型設置亦進一步讓它成為主導課程的指揮棒。回歸前教育署採用以文字與數學邏輯推理為主的學能測驗,雖與校內成績高度相關,但因邏輯推理與學科本身無直接關係,屬「難以操練的考評題型與範圍」,故此盲目操練的風氣並未盛行。

可是,一九九七年的「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卻把學能試改為TSA紙筆評估,涵蓋讀寫聽說四範疇。由於TSA與學科課程高度重疊,學校操練效果比以往邏輯題更為明顯。從此,不少教師要分析每年考卷趨勢,甚至在課堂或額外補課操練類近課程的TSA題型。即使個別教師抗拒非理性操練,亦難以明正言順地拒絕在課程中融入有關元素。TSA主導課程後,所有非考核內容向TSA讓路,各類與創意思維、學習態度、朋輩相處技巧等相關的非核心內容被棄如敝屣,實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

筆者認為,考試始終有其學位分配與篩選功能,全面廢除升中測驗並不可行。近年教育局改為隔年舉行「全港性系統評估」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總算踏出了舒緩小六生考試壓力的第一步。但長遠而言,局方只有從題型著手進行改革,減少學科考試與學位分配試的重疊範圍,方能減少被考試扭曲的課堂,否則隔年評估所創造的空間,只會被其他非理性操練再次填塞而已。


梁亦華(2013)︰「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風險,載於葉建源,黃家樂編《全港系統性評估(TSA)評論文集》(頁190-191)。香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ttp://www.hkptu.org/education/?p=10427

2013年6月10日 星期一

「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 -《信報財經新聞》

「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 -《信報財經新聞》

大學國際化是近日社會討論的熱門議題之一。前特首董建華於2003 年提出教育樞紐的概念,積極發展大學國際化,距今已有十年,可是教育樞紐似乎仍流於口號,而國際化的形式更存在不少爭議。近期的爭議主要體現於學生收生之上,在於不少社會人士把海外學生數目視作大學國際化的指標,吸納人才幾乎是建設亞洲教育樞紐的唯一關鍵。誠然,海外學生能豐富校園文化,可是建設教育樞紐是否等同必須大量招收海外學生?其他國家的大學國際化又是如何實施?


停留在收生層次

論大學國際化的成就,新加坡可說是首屈一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成就並非如香港般停留在收生層次。早於1998 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便開展「世界級大學」計劃,在十年內邀請至少十所世界一流大學到新加坡合辦課程或開設分校。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以至上海交通大學等紛紛到新加坡開設海外分校,其高等教育體系可說是百花齊放。

反觀香港,這方面的成績幾乎是零,多年來只有學費達百萬以上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以及每年學費十數萬,仍然公開兜售六十萬元建校債券的哈羅國際學校來港辦學,其貴族級收費與一般市民脫節,聲名與新加坡引進的一流大學更是無從比較。

「輸入」方面乏善足陳, 「輸出」方面又如何?新加坡國立大學在中美兩地均設有海外分校,就連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非一線學府也開始在東南亞各國建立教育點,我們的腳步卻只及深圳前海,一廂情願地跟深圳共同打造「港深教育圈」。

除設置海外分校外,世界各地大學也積極與海外大學合辦課程,例如南洋理工大學與美國史丹福大學組成學術聯盟,合辦各類理工科研究院課程。新加坡學生須到史丹福大學修讀若干學分,而畢業生獲兩所大學共同頒發學位。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會為本土學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學位,不會盲目擇優收生,罔顧學生利益。


只顧追逐大學排名

反觀香港,境外合作辦學除了個別學系的交流活動外,基本上與本科及研究院教育無緣。這些合作多只限於校外進修學院,提供教學點供海外教授授課,課程亦只供有能力負擔昂貴學費的自費學生修讀。其實,在收生國際化之外,課程國際化更能發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為何本港卻不積極考慮這世界趨勢?

總括而言,回歸以來香港所謂「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一直捨難取易,不是追逐大學排名,便是停留在收生層面,以公帑津貼的學位招攬海外尖子,在課程、學系、以至院校層面的海外合作均乏善足陳。相對而言,新加坡這些年來務實發展,真真正正地建成享譽國際的教育樞紐。

如果香港的「大學國際化」繼續故步自封,只懂數算校園裏有多少金髮碧眼的話,未來只會給新加坡、南韓等教育體系進一步拋離。


梁亦華(2013.6.11)︰「大學國際化」發展盲點,《信報財經新聞》,A17,時事評論。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729&cat_id=6&title_id=604580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社會各界對院校盲目追逐世界排名有深刻反思,眾多大學對此已轉趨低調,然而這並不代表各院校已破除了根深柢固的數字迷信。早前,香港大學率先發表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表示該校畢業生平均月薪增長6.8%,就業率達99.7%,形勢「一片大好」,而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就業調查在這數月陸續公布,以供市場參考。


薪酬比拼 不反映學校質素

  長久以來,畢業生薪酬是各大學的重要比拼指標,似乎理所當然,可是撫心自問,它到底反映甚麼?是教學成效?是學生質素?是院校的社會聲譽?亮麗的數字與百分比背後,又含有多少水份?

  客觀而言,畢業生薪酬與就業數據並不反映畢業生的工作態度與能力,跟大學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等社會職能毫無關係。充其量,其數據只反映院校聲譽,為學生所帶來的邊際效益與市場價值。那麼畢業生的市場價值愈高,是否代表該些學系有較佳的教學成效?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學者Malcolm Gladwell便曾以問卷形式,邀請約100名律師在密歇根州的大學中選出最佳10所法律學院,結果素有名氣,卻沒有法律學院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竟也能排名第58位!由此可見,院校聲譽往往令社會對院校或學生賦予錯誤的市場價值,如有僱主把名牌迷信轉化成薪酬,只看重一紙文憑,很可能得不償失。


報喜不報憂 就業率水份多

  除了調查目的不明外,調查的可信度亦頗為可疑。以港大為例,2012年度該校共有學生2.3萬,每年平均約有7,000多人畢業,然而訪問人數卻只有3,500,當中即使有99.7%的就業率,又能否代表整屆畢業生的就業概況?中國人素有報喜不報憂,醜事不外傳的傳統,很多時成功就業的畢業生才會回應母校就業調查,那這種數據選取又有何代表性可言?事實上,即便是這3,500名畢業生中,月入1.5萬元以下者仍有4成,而所謂6.8%「平均月薪增長」還未扣除2012年4.7%通脹率。在這些亮麗的數據背後的實情,又有多少人願意費神深究?

  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難道大學教育的成敗,就只能取決於這些冷冰冰的就業率和薪酬升幅?社會以薪酬來衡量人的價值,院校以薪酬來標榜自己的「鍍金」功能,又是否符合大學之道?

梁亦華(2013.6.11)︰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香港經濟日報》,A34,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3771dd8c-1e55-4eb2-8777-17e5401745ac-770965

2013年5月8日 星期三

父母投訴文化 孩子自戀根源 - 《香港經濟日報》


日前香港城市大學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香港中小學生的自戀問題嚴重,不但遠超英美,部分更有暴力傾向,可能成為社會的潛罪犯。有專家和社工指出父母溺愛式管教是問題主要根源,可是重視群性發展、先管後教等向來是我們筷子文化圈千百年來的特點,從何時起學校的社會化功能日漸消減?家長的管教方式又為何有如此改變?


個人化課程多 學生自我中心

「問題孩子源於問題家長」,其實問題家長亦源於社會風氣。以往學校採用統一的課程,統一的評核,家長孩子如要繼續升學,必須自行想方法加倍努力追上課程,達至社會認可的標準。教師只負責學業方面問題,學生行為如有所偏差,校方便會約見家長,着家長回家嚴加管教。

反觀現在,個人化課程愈來愈多,如新高中通識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ies, IES),又或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都是校方為學生度身訂造,學生自我中心之感自然更為強烈。


學生違規成績遜 教師負全責

近年「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教師」的觀念隨教改深入民心,違規或成績稍遜學生漸被視為學校照顧不周的「受害者」,教師則要為學生學習失敗,甚至課室以外他們難以管理和控制的行為負上全責,小至午膳吃剩多少蔬菜,大至吸毒援交,教師工作範圍由課室往家庭及社區無限延伸。事實上這些林林總總的所謂「天職」本來就是家長的責任,亦只有家長才能解決。

筆者意思並非指教師無需為學生德育發展負責,只是教師在課堂以外的時間精力實在有限,而學生德育始終需要家校合作,相輔相成才能奏效。遺憾的是,在現實層面中,家長不一定是教師管教的助力,倒更有可能是強大阻力。

例如,筆者有朋友把屢次毆打同學的犯事者隔離,在小息嚴加看管,家長卻認為校方歧視他的寶貝兒子,逕往校長室激烈投訴;同時,該家長又要求兒子豁免回答不了問題便需繼續站立的課堂規定,以免孩子上課「有壓力」,不能愉快學習云云。這些有利於孩子時便要求個別照顧,對孩子不利時便投訴被標籤歧視的問題家長,在學校實在屢見不鮮。


挑戰教師 為違規子女「出頭」

筆者相信,父母對子女之愛古今亦然,可是以往家長雖疼愛子女,卻懂得尊重校方或教師的專業判斷,傾向塑造孩子個性去適應社會;現在投訴文化盛行之下,不少家長改以挑戰教師,為違規子女「出頭」來表現對子女的關愛,甚至要求學校與教師改變來適應孩子。如此的父母,又豈能不教出自戀一代?

增加家長賦權,以市場監察辦學績效,是香港過去十多年的教改大趨勢,蓋因家長被假設為最有動機,亦最了解子女性向的持份者。可是愈來愈多沒受專業訓練的家長擁有制度賦予的權力,經常涉足課堂決策,指點教師如何教導他們子女,也許才是令港孩自我中心,拒絕與社會接軌的一大原因。





梁亦華(2013.5.8)︰父母投訴文化 孩子自戀根源,《香港經濟日報》,國事港是,A20。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151315dc-fd12-4e26-af17-b4510701f0f2-660654

2013年4月19日 星期五

還看鐵娘子歷史 新自由主義與教育改革 -《信報財經新聞》

 一代領袖戴卓爾夫人病逝,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討論。媒體集中討論於她生前的政治或外交成就,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種種細節。其實戴卓爾夫人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讓自由市場原則滲透於公務員體系、醫療,乃至教育等各個公營部門。如今回憶鐵娘子的從政生涯,當然少不了還看她對香港教育生態的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八九十年代香港學校管理的改革措施眾多,校本管理與法團校董會等,注重問責與透明度的爭議措施均始於1992年的公營服務改革。事實上,這亦源於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所提倡的,強調市場價值與績效責任的新自由主義。

對小部分尸位素餐的職員,這些市場化的評核準則是鞭策他們與時俱進的原動力,可是過猶不及的話,它便會形成捨本逐末的績效主義,其遺禍亦極為深遠。以筆者較熟悉的教育範疇為例,不少學校把學生的奪A率、交流外訪,甚至探訪老人院等義務課餘活動製成種種量化統計表列,旁邊更附上強迫性的「學生感言」佐證,旨在向公眾顯示它的辦學成效。

奪獎成績變指標

除了這些被刻意製造的「績效」外,學生奪獎數量亦成為辦學績效的競爭指標。為求增加獲獎機會,一些學校已無所不用其極。以上月香港花展所舉辦的「學童繪畫比賽」為例,部分學生在現場所繪畫的花朵與花展毫無關係,更多是事先由藝術科老師監督操練,臨場再依樣畫葫蘆的作品。至於比賽能否如舉辦單位聲稱,能「提高同學對愛護植物和自然環境的意識」,早已無關宏旨。

新自由主義另一理念是「去中央化」,亦即把公營服務私營化,以保持政府最低限度參與自由市場運作。在教育範疇中的具體措施中,正是直資學校成立與發展。1980年起,英國政府便繞過教師與學者主導的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LEA),直接撥款予民間團體創建新校,更直接資助三萬名學生入讀私校。

1988 年,戴卓爾夫人政府以促進教育多元為名,進一步鼓勵學校脫離地方教育局控制,加入按額資助的中央經費補助學校(Grant Maintained Schools, GMS)行列,把教師與學者的主導權收歸國有。


為校譽篩選學生

市場取代教師與學者的專業判斷後,不少學校的精力改而投放於如何取悅市場及爭取工商業捐款,而非教與學之上。而一些香港直資計劃所出現的問題,如名校貴族化、擇優擇富而教的問題,在英國同樣嚴重,反正這些通過嚴格入學篩選的學生,不管教學質素如何,亦能在公開試奪取佳績,維持學校名聲。這些學生篩選不止限於少數名校,有本港研究顯示,成績稍遜的直資學校寧願吸納新移民、少數族裔學生,甚至智障學生,亦不願有操行問題的第三組別學生入學,以免影響校譽。

誠然,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改革成功停止了無節制的福利主義與工會運動,可是亦把無止境競爭與績效至上的市場模式帶進教育之中。為求績效,師生被迫把精力投放於有市場價值的活動之中,學習過程與學生興趣成為次要考慮;為求校譽,學校變成傾向教「好學生」,而並非教好「學生」。新自由主義對學校、教師與學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更是現今不少教師壓力過大、師生不務正業的問題來源。雖然華人社會有「死者為大」的傳統,可是港人對鐵娘子生前成就,實不必給予過高評價。


梁亦華(2013.4.20)︰還看鐵娘子歷史 新自由主義與教育改革,《信報財經新聞》,C03,優質教育。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685&cat_id=9&title_id=592441&rtd=53217

2013年4月14日 星期日

誤信教育排名榜 如盲人瞎馬 - 《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西方報章充斥不同類型的國際教育排名榜,本港大學亦有學系加入戰團,搶佔發言空間。年初,香港大學便聯同某國際機構發表名為「PIRLS 2011」的比較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學生閱讀能力名列前茅,教育局吳局長隨即欣然撰文,引用一連串國際性研究,證明為香港教育體系與學生表現卓越。可是這些教育排名的可信度如何?教育各界持份者,又應如何看待這些多不勝數的教育排名榜?

打破排名迷思 勿選擇性偏信

  如果比較這些國際教育排名榜,我們不難發現,當中結果往往不盡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以閱讀興趣為例,PIRLS 2011指出港生閱讀動機在排名榜中敬陪末席,有學者隨即提出意見,認為家長不應強迫學生閱讀云云。可是2009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統計卻顯示,80.5%受訪的香港學生表示享受閱讀,於38個國家中排名第6,同時亦是全球閱讀興趣增長第二高速的地區。至於眾所稱道的芬蘭及美國,則分別排名17與33。

  誠然,PIRLS數據比PISA更新,可是PISA的認受性卻是眾所周知,到底兩者誰更接近現實?多年來港人總是相信數字多於文字,相信洋專家多於本地學者,可是如教育局選擇性偏信某些象牙塔學者,只以部分信效成疑的排行榜來作決定未來教育改革方向,實無異於盲人瞎馬。

肯定自己優勢 勝以排名問責

  再者,即使是同一排名榜,其信效度又是否可靠?也不盡然。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大學排名榜為例,2004年馬來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的排名高至89,3年後馬大排名卻跌至200以外,當年馬大校長更因此不獲續約,曾引發學界一陣熱議。可是筆者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者朋友卻指出,馬大的教研質素根本沒有重大改變,只是因為QS評分委員會之前把馬大校內華人學生視作海外學生,在國際化一欄帶來不少分數,後來QS修改標準,馬大被打回原狀而已。如套用於香港高等教育多年來的「國際化」成就,狀況何其相似。

  誠如局長所言,學生成就得到國際肯定固然欣喜,可是偶有誤差也不必太敏感,繼而大幅改革,更不需要像回歸初年般,總是以成為亞洲「紐倫港」為目標。只有肯定自己的文化優勢,以積極支援,而非擴大問責的態度來推動教育政策,香港必能取長補短,繼續發揮「筷子文化圈」文化優勢。

*OECD(2010). PISA 2009 Results: Learning Trends:Changes in Student Performance Since 2000 (Volume V)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91580-en


梁亦華(2013.4.13)︰誤信教育排名榜 如盲人瞎馬,《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18。



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

《低俗喜劇》非教育電視 勿苛求 - 《香港經濟日報》

  日前,香港藝術發展局的「ADC藝評獎」公布結果,記者賈選凝一篇關於《低俗喜劇》的評論文章(下稱賈文)獲得金獎,卻引來了社會上一連串爭議。有人結合社會情緒,認為這是文化層面的中港矛盾;有人持陰謀論,認為得獎者與評審素有交往。如撇除藝評背景的主觀解讀與評審內幕陰謀,賈文對《低俗喜劇》的觀點為何廣受爭議?賈選凝對香港電影產業的建議又是否合理?

  如賈文開首所言,票房並非衡量電影價值的唯一元素。電影作為文學藝術之一,當中實蘊含了不同文學價值,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電影創作 隱喻天馬行空

  第一種觀點認為藝術是不帶實用目的的概念創作,此派以歐美藝術哲學為主軸,例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便認為,藝術創作靈感源自於生活,而文學作品是創作者對大自然或生活種種現象的模仿與情感表達。德國詩人席勒(Schiller)則進一步指出,藝術是作家對生活現象或概念的主觀感知。此派主張藝術創作中作者的主觀感受,其作品毋須客觀,甚至毋須反映現實。

  在電影文學中,較有深度的導演往往以不同隱喻來表達創作者所思所想,例如《廿一世紀殺人網絡》通過電腦母體來借喻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虛幻牢籠;本港的《無間道》系列則通過不同角色,表達了回歸後港人對身份認同的迷惘,對權威的懷疑,以及現實中「神鬼如何兩不分」的焦慮感。部分創作人,如《低》劇的彭導演,可能會選用頗重口味的概念或誇張對白來表達主觀感受,但導演早已開宗明義,電影並非反映主流,而是反映他對中港合拍片潮流的想法,以及中港融合下本土文化產業所受的衝擊。總的來說,藝術表現手法只分高下,不分對錯,外人對此實沒有置喙之處。

為教育服務 扼殺創作自由

  第二種觀點認為文學藝術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達成社會教化的手段。此觀點源於禮樂制度中藝術的教化功能,並深深植根於我國儒家文化之中。《論語.陽貨》篇對文學藝術的社會教化功能作了清楚描述:「小子何莫學夫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論語.子路》篇則進一步把藝術「政治化」:「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可奚為」。

  儒家文化認為文學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否則便無價值可言。回看藝評金獎的賈文評論:「(《低俗喜劇》)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等論點,左一句解讀能力,右一句應有態度,不斷強調創作人的社會責任。倘若用來評鑑港台的教育電視節目尚可接受,用來評鑑電影創作卻似乎不太合適。

  那麼,藝發局對這金獎文章又有何評語?從藝發局資料可見,評審們認為賈選凝的評論「富有創意及獨特見解,讓讀者反思香港的主流價值」。筆者思考良久,始終不明白這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學價值觀有何「創意及獨特見解」,更難以理解藝發局(或評審委員們)憑甚麼來判斷「香港的主流價值」是何所指。這到底是社會主流價值?評審者的主流價值?還是上位者的主流價值?

  《低》片選材未必為觀眾所接受,但即使彭導演把粗口、人獸交等對白全部刪掉,改從義丐武訓,或清官海瑞的歷史事來發掘電影題材,是否就符合所謂的「主流價值」?誠如去年教育局局長的感言:「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雖然賈選凝認為自己的出發點是「為香港電影好」,可是把社會教化、化解中港衝突等責任滲入電影文學之中,只會令本土創作題材進一步窒息,委實弊多於利。


梁亦華(2013.3.12)︰《低俗喜劇》非教育電視 勿苛求,《香港經濟日報》,A32。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bb188ec1-db22-4423-8906-6bb945fc7554-754543

2013年1月18日 星期五

施政報告對幼教有承擔 - 《信報財經新聞》

本周三,現屆政府剛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一如教育界期望,政府總算承諾成立委員會,研究把幼教納入正規學制之中。猶記得當初有不少人認為新政府上場無異於董建華時代回歸;姑勿論其他範疇,在教育政策上,本屆政府似乎顯得頗不一樣。

董時代的教育政策雖然高喊「愉快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等口號,但推行的卻盡是掀起競爭、壓力與焦慮的市場化政策。十多年以來直資學校數目急增近八倍,並把眾多名校吸出津校校網;享有更大校政自主的直資學校雖能提供多元化課程,可是這種自由卻相當昂貴。據教育局數據顯示,一般中五生的學位成本為43047 元, 直資學位最高可達143489 元。在自由之名下,社會對貴族直資的憂慮正日漸增加。

至於同樣掀起競爭和消費者主導文化的學券制,多年來政府視之為對幼教的回應,可是對不少學校而言,16800元的學券津貼實如雞肋。學券制雖可提供較穩定的資源,卻也帶來極繁重的行政工作與評核要求。再者,學券額並不考慮校舍租金、工資、教具教材等營運開支的上漲幅度,甚至無視全日與半日制營運成本的差異。多年來,幼教發展肩付幼兒人格培養的重責,亦為早成主流的雙職家庭提供托兒服務,可是在市場自由之名下,幼教發展依舊自生自滅。

教育局計劃幼教納入免費教育範疇,讓香港幼教與國際接軌,明顯比前任政府更有承擔。其實,只要政府不以市場化之名把應有責任外判出去,以及不挑起國民身份爭議,強迫港人反思「向誰效忠」、「為何要效忠」等敏感議題,香港教育自會平穩發展,不會成為添煩添亂的火山口。

梁亦華(2013.1.18)︰施政報告對幼教有承擔,《信報財經新聞》,A17,時事評論。


梁亦華(2013.1.18)︰施政報告對幼教有承擔,《信報財經新聞》,A17,時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