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星期一

比較教育排名的參考價值 -《星島日報》

比較教育排名的參考價值

日前有國際教育機構發表名為「PIRLS 2011」的教育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學生閱讀能力雖高,閱讀動機卻在排名中列為全球最低,有人隨即提出意見,認為家長不應強逼學生閱讀云云。類似的教育排名榜多不勝數,可是這些教育排名的可信度如何?

課室紀律 高居前列

論及教育系統的國際比較研究,教育工作者當會首先參考「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畫」(PISA)。事實上,PISA除了考核各國學生的主科學力外,對學生閱讀興趣亦有詳盡統計,結果顯示,80.5%受訪的香港學生表示享受閱讀,於三十八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六,得分最高的首兩位是阿爾巴尼亞及泰國,而眾多稱道的芬蘭及美國,則分別排名十七與三十三。誠然,PIRLS數據比PISA更新,可是PISA的認受性卻是眾所周知,到底兩者誰更接近現實?單看數據排名,實在難以定奪。

不同國家 各有特色

再者,不同國家也有自己的特殊優勢。多年以來,香港學生於閱讀、數學與科學三項主科高居前列,卻經常屈居於芬蘭之下。可是香港有一項遠超芬蘭,卻少有人提及的優勢,就是課室紀律。據PISA數據顯示,香港學生對教師授課專注程度排名第六,教師等待學生安靜時間之短則排名第二,兩者均只略遜於日本。相對而言,美國與芬蘭的課室秩序實不敢恭維,分別排名十三與三十六。也許,外國的教學法未必需要良好的課室秩序,甚至不需要聆聽教師講解,可是不同國家的教育系統實各有特色,也植根於不同文化土壤。幸好,有關人士雖盲從別國,倒未把自己的優勢項目當成「問題」來改革掉。

筆者認為,如教育局希望取長補短的話,其實不一定要言必英美。在師生關係與學生關顧方面,阿爾巴尼亞在PISA各項指標都高居首位,而泰國學生的閱讀興趣名列第二,亦是過去十年內,各國增長最速的地區(第二為香港)。如官員要參考的話,這些地區也不失為上佳選擇。

註釋︰
OECD(2010). PISA 2009 Results: Learning Trends: Changes in Student Performance Since 2000 (Volume V)
http://0-dx.doi.org.edlis.ied.edu.hk/10.1787/9789264091580-en      




梁亦華(2013.1.1)︰比較教育排名的參考價值,《星島日報》,F02,教育評論。

2012年12月17日 星期一

小班教學所為何事 -《明報》

校長與教師在政府總部集會,爭取小班教學,令小班爭議再度成為社會熱點之一。局方與學界在小班方面的分歧依然存在,局方基於教育成本效益的考慮,認為小班教學後成效未見顯著,學生人均成本卻大增四成,而辦學成效稍遜的學校亦難以淘汰。事實上小班教學所為何事?學界為何對局方考慮有所異議?

多年來教育局對小班教學持保留態度,其主要依據是2003 年委託劍橋大學進行的小班教學研究。該研究指出實施小班教學後只有25%學生成績有所提升,教師教學策略亦未隨班級人數減少而改變,因此小班教學的成效並不顯著。可是劍橋研究的背後,實存在不少反思空間︰

第一,推行小班教學的目標是什麼?一直以來,推行小班教學的最大目的並非為了提升優秀學生的成績,而是針對欠缺家庭支援、學力稍遜的學生,讓他們得到更多關顧。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劍橋研究純以分數差異來量度學生增值率,忽略了其他未能量化的人本目標,如教師對個別學生的了解與關顧、教師能否協助學生訂立人生目標、學生如何與同儕與師長相處等,事實上這些才是小班教學的真正目標。再者,一直以來教育局提倡「求學不是求分數」,為什麼現在卻又以「小班不能提升分數」作拖延藉口?反之,如果一切以分數作為教育指標,那教育局又何必以去標籤效應為由,把文憑試從一目了然的等級制,改成4、5、5*等如此偽善?

其二,世上是否存在教育局所言的「小班教學策略」?教育局一直以教師不肯轉換教學方法為由,拖延實施小班教學。那是否大班教學便不能採用討論、探究、角色扮演等教學策略?是否小班教學便不能講授知識?平心而論,不同的教學策略都各有所長,教師需視乎課題與進度而靈活變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班教學帶來了更龐大的工作量,其中不止是課業批改,還包括課後訓導、追收各種回條、處理訂飯餐單等大量行政工作。這些不但扼殺了教師選擇與創新空間,更令弱勢學生未能得到個別關顧與支援。

小班是清晰可辨的「市場需求」學界對小班教學的支持毋庸置疑,那麼對一般家長而言,小班教學又是否民心所向?從教育局提交文件可見,以家長需求主導的直資學校師生比例一直比資助學校低, 2011/12 年度更只有13.4:1,每班較資助學校少約5 人。在不少直資支持者眼中,這更是「直資能提供優質教育」的有力證據。套用局方教育市場化的思維,小班教學更是清晰可辨的「市場需求」,而早前家庭教育學院的調查亦清楚顯示,壓倒性多數的家長認同小班編制能夠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學習困難等功能。

相對於早前強行上馬的國民教育,小班教學在學界與家長間早有共識,卻被議而不決,拖延多時。前教育局長孫明揚撰寫的〈小班教學是救校良方?〉中,卻直指小班教學是前線教師「放棄對教育質素的堅持」,企圖「強行重新分配學位和班數,以達至零殺校」的利己行為。教育局如此防師如防賊,甚至視教師如寇仇的思維,正是15 年以來前線教師與教育局關係急劇惡化,從「相敬如賓」到「相見如兵」的主要原因。

所謂「合則兩利,離則兩傷」,其實教育局與學校是合作伙伴,兩者關係不應建基於猜疑與不信任之上。筆者認為,既然教育局願意加強輿論文宣,大花公帑在多份報章刊登全版廣告,何不把資源留回教育之上,為教師創造自主空間,讓「成本效益的教育」回歸「愛的教育」?


梁亦華(2012.12.18)︰小班教學所為何事,《明報》,A35,觀點。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21218/-6-2850738/1.html

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

異化孩子的量化社會 - 《突破channel》

  人類對數字的崇拜由來已久。二戰時政府以擊斃每名敵人所耗費的子彈數目來衡量戰役成敗,現今評論員亦熱衷於比較各國耗費多少億來換取一面奧運金牌。數字作為客觀、中立和準確的象徵,被廣泛應用於各類公共政策論述之中。教育作為香港耗資最多的公共政策之一,自然不能倖免。

  十五年教改以來,教育界充斥着兩種表面相關,卻又截然不同的教育方針。在自由的旗幟下,教改一方面鼓吹尊重孩子個別差異,淡化各類「高風險」的統一考試;一方面為學校引入市場導向的評估機制,以提升教學效能。在縮班殺校的陰霾下,各校為求脫穎而出,無不想方設法增加校譽,轉至直資的部分名校亦漸漸擇優而教,競爭壓力轉移到學生身上。數字,成為了量度學校與學生間競爭勝負的普遍標準。

  「競爭帶來進步」的論調建基於大自然適者生存(survival for the fittest)的法則,聽起來不辯自明,可是競爭既為學生帶來進步,也直接帶來壓力、焦慮、不安與危機感。這些負面情緒可被轉化成更高成就,亦可能把孩子的自我身分與學習動機吞噬。激烈的競爭中,我們犧牲了什麼?對孩子而言,量化競爭又是否進步的惟一方法?

 競爭不是廿一世紀所獨有,以往學生的競爭較為單一,多根據會考分數定高下;相對而言,現今學生競爭遠較上一代激烈,從考試成績、課外活動到遊學體驗,升學競爭向生活全方位擴展,學生間的競爭更不再局限於高中。以筆者所知,一些幼稚園收生時,要求牙牙學語的幼童呈交學習歷程檔(Learning Portfolio),甚至進行天才表演,不少家長亦積極配合,安排子女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甚至以子女曾「參與大學科研」為申請賣點。在教育市場中,層層面試的競爭壓力把孩子推向極限,孩子被貼上一個個金碧輝煌的標籤,個體的價值被一串串冷冰冰的數字和獎項列表所取代。孩子的個性怎樣,他喜歡什麼,又有誰願意再費神了解呢?

  夾在市場夾縫中的孩子,又要如何適應教育市場?一、是主動選取名校認可的,又或能帶來證書和獎項的課外活動來包裝自己。從拉丁舞到管弦樂,從劍橋英語到法德日語,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成為了課室以外的競爭場域。素描呢?紙黏土呢?摺紙呢?只要活動不受「市場」歡迎,都通通被棄如敝履;二、是主動選取有信心獲獎的活動來參加。量化競爭只看證書與獎項,並不計算失敗經驗和學習過程,學生為求生存,亦只能迎合這遊戲規則。例如,大學中便有不少說得一口流利日語的高材生特意選讀日語基礎班,旨在爭取最高的平均學分積點(Grade Point Average, GPA)來爭奪獎學金和海外交流名額。對他們而言,能否從課堂中學習知識根本無足輕重。作為教育工作者,筆者自然不能認同這種學習態度,可是卻理解他們在知識與GPA間的兩難。況且這凡事量化的遊戲規則,是我們為下一代所訂立的。

  如果競爭所帶來的「進步」,是指證書和獎狀的增加,那今天的家長和孩子已達標有餘了。如果「進步」是指培養學生對學習的熱愛,對知識的渴求,那教育市場化很明顯是反其道而行。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培養「IQ BB」,更非只着重能否「在學習路上贏盡讚賞」,盲目追求旁人認同,以致忘了自己是誰。筆者認為,尊重孩子的性向與學習速度,為孩子提供合適的土壤與空間,讓他們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與速度,在自由的天空中愉快翱翔,才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應有責任。


梁亦華(2012)︰異化孩子的量化社會,《突破Channel》12,頁1-3。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dloads/btchannel/detail/201212_14_2.pdf

201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市場化下的特殊教育 -《蘋果日報》

日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佈了融合教育的研究報告,指出接受融入教育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Special Education Need, SEN)在主流學校中得不到應有關顧,小部份更受到欺凌,平機會和社會各界對此感到「震驚」和「譁然」,更有不少傳媒簡單把它歸因為教師歧視特殊需要學生。事實上融入教育的成效廣受質疑,如此簡單歸因是否足夠,社會和教育局又有沒有可以優化的空間?

如平機會報告所言,資源不足、培訓不對口等,固然是融入教育成效不彰的原因,可是現時高度市場化的教育環境,又是否容許讓學校和教師關顧SEN學生呢?自教改以來,教育局以融入教育為名,成本效益為實,強行令大部份特殊學校關閉或轉型成一般學校。同時,教育局又銳意發展教育市場化,在中、小學之間掀起競爭,以市場之力來提升學校成本效益。

那麼,作為市場(家長與學生)所看重的是甚麼?是大學或名校升學率、文憑試奪A率、校際比賽的獎項,如能得到傳媒曝光率則更佳。校方把爭A奪獎的責任下放予教師,教師則在日常教學以外絞盡腦汁,盡力為學校贏取各類獎項,以提升學校在社區的知名度。不少教師,尤其是合約教師,在學期之初便須爭奪各級尖子加入自己所帶的課外活動,以便贏取獎項在學期末交差,爭取續約。如此競爭風氣下,連一般學生的關顧也難以顧及,何況SEN學生呢?

合約教師被迫配合市場主導的績效文化,實在出於無奈。那麼沒有續約疑慮的常額教師又如何?部份常額教師希望學校增撥資源融合教育活動,卻被規勸不要太「張揚」,否則便會被家長們標籤成「特殊學校」,來年收生堪虞。旁人可能認為校長們過於功利,可是在縮班殺校的陰霾下,學校的憂慮確有道理。這也反映了一個社會多年來不肯面對的事實──抗拒融入教育的不是學校和教師,而是市場!

平機會一如既往地提議加強教師發展,如把「特殊教育列為必修科」,以便教師「及早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這些千篇一律的建議又能否對症下藥?在學校而言,新高中改革如火如荼,即使鼓勵教師進修,也會先選通識、語文等課程來提升公開試成績;在教師而言,接受進修後便意味成為教員室中的「特殊教育專才」,來年學校編班時,他們會被編往甚麼班級?答案可想而知。可見,特殊教育的問題根本不是「特殊教育是否必修」,又或「教師能否識別SEN學生」,而是教育市場化下特殊教育的定位問題。

說實在,這些問題不是今天才出現。早於融合教育推行之初已有不少前線教師提出意見,但異議者都被扣上「為保飯碗,害怕競爭」的帽子。十年前教育局選擇了只重視成本效益的市場化之路,把特殊教育的辦學責任交予市場,早該預見有這樣的結果。既是如此,平機會又有甚麼好「震驚」,有甚麼好「譁然」呢?

梁亦華(2012.11.24)︰市場化下的特殊教育,《蘋果日報》,E06,論壇。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124/18077652




2012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教育改革與小班教學 -《蘋果日報》


日前,近二百名中學校長在政府總部集會爭取小班教學,令小班爭議再度成為社會焦點。學界普遍認為,政府該趁人口下降的契機推行小班教學,亦有學者認為小班教學學生人均成本將大增,故應先選取其他更好的替代選擇,如「減少教師每周教節」等。為甚麼小班教學議而不決的對峙持續十多年?政府、前線教師、及其他持份者眼中的小班教學,又有何差異?

在東西方文化中,各國對班級大小與師生比例的理解極為不同。歐美教育以培養自由公民與個人啟蒙為目標,偏重個別差異,力個人化課程與評估,是以在過去數十年間陸續推行小班教學,為前線教師提供必要空間。在各國研究中,班級比例與師生比例亦成為了評核教育系統質素的重要指標。

香港課程改革承繼歐美傳統,各科統一性考核逐漸被各式各樣的多元評估及個人專題報告所取代,融合教學、班群教學等策略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為各校的年度發展目標。然而受傳統所限,師生比例並沒有像「英書中教」或「國民身份認同」般,成為非改不可的「問題」。相反,教育局前局長孫明揚撰寫的〈小班教學是救校良方?〉中卻認為小班教學將減少中學生群體互動,對學生群性發展反會產生不良影響。誠然,在東亞「筷子文化圈」的傳統中,學校多視大班編制下的學生互動為學習社交技巧的契機,可是各類個人化評估,如通識的獨立專題探究(IES)等,均要求教師花費大量時間作個別指導。局方既要維持「群性互動機會」,又要求教師指導數十名學生根據各自興趣來制訂研究題目,再協助他們熟習不同類型的「解難、資料搜集、分析和傳意技巧」,這是否有點強人所難?

至於暫緩小班教學,改為減少「教師每周教節」,又是否可行?根據過去十五年經驗,教育局為教師創造空間以後,各類備課會議、課外活動及大量非教學的行政工作自會把空間迅速填滿。學校在市場化競爭的無情鞭策下,自會確保教師「不務正業」,忙碌不停。相對而言,小班教學倒能直接為教師創造空間,集中地照顧弱勢學生。

其實,教育局對小班教學持保留態度,多少亦源於中西夾雜的教育思維。局方的立場主要建基於二○○三年劍橋大學的小班教學研究。該研究發現實施小班教學後只有四分之一學生成績有所提升,故此斷定小班教學的成效並不顯著。如此「小班就是求分數」的思維,豈不與教育局多年來的主張「求學不是求分數」相矛盾?再者,小班教學的最大受益者,不是任何場景下皆能奪A的優材生,而是家庭支援不足,學力稍遜的學生。某程度上,小班是解決教育局強行把學生派位組別「五改三」,個別差異擴大後的補底措施。如只以分數定成效,而不考慮小班以後教師提供的個別關顧與情感支援,又是否合理?

古語有云︰「教者,上所施下所效;育者,養子使作善也」。教育局、校長、教師、家長等,全都自稱把「學生利益放在首位」,最終卻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也許,社會各界在討論小班爭議之前,也許該先反思一下︰教學質素是取決於一堆數字,還是學生價值觀、學習態度與關愛文化?社會期望的教師專業,是「教書」,還是「教人」?



梁亦華(2012.11.15)︰教育改革與小班教學 ,《蘋果日報》,E08,論壇。

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以公平原則看「長者生活津貼」爭議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政府準備增加俗稱生果金的長者生活津貼,由現時每人每月1090 元,大幅增加至2200 元。不過,部分政黨人士始終堅持政府必須劃一每人每月3000 元,並撤銷所有入息審查,雙方爭論多時仍未有共識。是以, 「公平」兩字該如何理解?香港是否不分貧富地攤派公帑,才符合公平原則?


貧富不分同樣不公

回顧歷史,學者對何謂「公平」的爭論已達千年之久,最易令人理解的,當數哲學家阿里士多德的主張︰應平等者遭受不平等對待,而不應平等者受到平等對待,便是不公平」(Injustice arises when equals are treated unequally, and unequals are treated equally)。

所謂津貼,並非無條件的全民福利,而是因應弱勢社群,提升他們生活質素至合理水平的福利機制。故此,只盲目追求結果平等,不考慮受助人的背景,不論貧富貴賤亦派發鈔票,其實也是不公平的一種。事實上,長者生活津貼作為津貼的一種,理應與學生車船津貼、書簿津貼等一視同仁,通過入息審查,把有限公帑有效分配至最有需要的受助者手上。



資產審查並非猛獸

誠然,不少長者處於貧窮線上,生活艱苦,但不能否認的是,戰後嬰兒處於香港經濟急速上升的黃金三十年,七八十年代每年複合GDP 增長達15%以上,創造了不少「魚翅漱口、XO 洗腳」的傳奇故事。一般打工階層雖不一定飛黃騰達,可是也沒有合約工、假自僱的威脅,自願加班更享有雙工,以至三工的額外工資。

相對而言,現今成為主要稅基的八十後一代面對激烈的全球競爭,由於業務紛紛競價外判,不少畢業生的工作不但朝不保夕,更經常無償加班。八十後工資不進反退之餘,十五年來更經歷五次大規模經濟危機。如政府把津貼改為全民福利,迫令納稅人承擔每年近二百億的福利開支,又是否有點強人所難?
古語有云︰ 「居安思危,積穀防饑」,八十後處於朝不保夕的職場,尚且竭力置業安居,自費進修,那麼經濟環境遠為優越,又最具獅子山下精神的一代,又何必視資產審查為洪水猛獸?


梁亦華(2012.10.18)︰以公平原則看「長者生活津貼」爭議,《信報財經新聞》,A20, 時事評論。

2012年10月13日 星期六

醫療事故與淪落的醫德 - 《蘋果日報》


近年本港醫療事故連綿不斷。早前DR醫學美容的外判療程出現嚴重事故,造成一死的悲劇;此外,一名醫生疑精神不集中,直接把化療藥注射至一名少女骨髓之中,致後者死亡。據醫管局資料顯示,去年呈報的嚴重醫療事故共四十四宗,重大風險事件九十七宗,從手術後遺留剪刀、紗布,到封閉病人氣管造口、擅自以病人手術作示範教學等,簡直視人命如草芥。可是即使發生多荒謬的醫療事故,醫院除了「溝通不足」、「培訓不足」等說辭外,幾乎便無所作為,相關涉事人員往往免受刑責,而打錯針令少女致死的醫生,亦只是接受停牌兩年的所謂「重判」。為甚麼每次受害家屬以眼淚換來的不是公義,只能是死因裁判庭「死於意外」或「死於不幸」那不痛不癢的裁決?為甚麼部份醫生漠視醫德,仍享有免受監管的權利?

在香港眾多專業之中,醫生收入與社會地位之高可說無出其右。新入職醫生月薪達五萬元以上,具經驗的私人執業醫生月入百萬者不在少數,而棄醫從政者更經常凌駕其他專業,既能被委任為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也能成為廣播企業主席,不論在公私企業,前途均是無可限量。其實醫生之所以獲取高收入與社會地位,以至獨立於司法體系以外的內部裁判權,除了因為它壟斷了相關專業知識外,還因為它被賦予了極高的利他性倫理與道德要求,公眾多年來一直相信醫生行醫以及醫務委員會的內部聆訊均能中立、客觀而不失專業水平。

然而,醫生的專業道德已受到越來越多市民質疑。近年不少醫療事故發生後,醫生組織均把原因之一歸咎於醫院人手不足,要求提升福利、待遇,然而對於政府去年提倡輸入外國執業醫生的提案,卻以「質素成疑」為由竭力反對;早前雙非孕婦事件擾攘多月,私家醫院聯會亦無視政府與眾多市民的訴求,堅持每年三萬一千個供雙非孕婦預約的名額;社會對醫學美容的監管討論近十年,業界卻又以可能影響醫療產業發展為由,拒受監管。

維持質素也好,市場機制也好,理由都是冠冕堂皇。就市民所見,醫生組織總是在有利於自身產業時便高呼市場機制的原則,在與行業福利相關,又或入行門檻受質疑時,便把自己視為「一切為了病人」的利他性福利機構。這數年來連綿不斷的醫療事故足以證明,業內監管阻嚇力似有若無,壟斷性的知識門檻與監管也難以預防醫療失誤,更不能確保醫療服務質素。所謂「一切為了病人」、「為了醫療產業」,來來去去最後一切都只是為了自己。

筆者認為,既然醫生專業使用了公共資源,回應公眾要求,接受公眾監察也是天公地道。誠然,有醫術沒醫德者只佔業界少數,可是對於這人命攸關的專業而言,實在一個也嫌多,但不論院方敷衍斷症,把病人催趕出院也好,還是封閉病人氣管造口,任由紗布堵塞氣管也好,最後死因裁判庭的判決也離不開兩種─不是「死於意外」,就是「死於不幸」,其實這些無辜生命是死於這一小撮麻木不仁、草菅人命卻不受監管的醫棍。
















梁亦華(2012.10.13)︰醫療事故與淪落的醫德,《蘋果日報》,E08,論壇。

2012年9月24日 星期一

中史.保釣.國民教育科 - 《明報》

中史。保釣。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議題討論多時,政府在抗議聲中終於把三年死線撤回,推行與否改由校本自決,把國教戰場從立法會大樓引往校務處的會議桌上。表面上事件暫時降溫,但政府對國教問題的核心-「國民教育」的必要性,卻始終沒有合理回應。回顧過去多月,官方與建制媒體對反對聲音的回應頗為單調,不是指反對者不理性討論,便是誣蔑家長和學生沒看過課程指引,又或受政客煽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陰謀論和無知論又是否足以說服家長支持國教?一直鼓吹推行國教的理據又是否充份合理?

國教支持者的第一大論點是指香港學生對中國歷史認識不足,因此必須推行「國民教育」。事實上教育局多年來對日益被邊緣化的中國歷史科視而不見,寧願把中國歷史支解成各科中支離破碎的學習元素,亦不肯優化中史科的教學與考評,為學生還原一個中立而原整的歷史圖像。如此捨近而圖遠的課程設計,邏輯上本就說不通。

國教支持者的第二大論點,是指不少香港人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意即不夠愛國。然而綜觀中港台三地,只有香港保釣運動能堅持多年,保釣人士兩次強行登上釣魚台宣示主權,對民族與祖國之熱愛無容置疑。反觀中台兩地受愛國教育薰陶多年的知識份子,不是宣揚「保釣害國論」,便是搞「保釣徵文比賽」,在紙上意淫一番。多年來只做不說的港式愛國,與只說不做的中式愛國,在保釣事件,以至不同政治議題中呈現出強烈對比。筆者不禁反問自稱愛國人士的袞袞諸公,除了把手無縛雞之力的學者扣上「漢奸」帽子以外,有否想過身體力行,到南海或釣魚島宣示主權?

對崇拜為本的國民身分反感

筆者認為,反國教者與港人愛國與否沒有太大關係,倒是源於港人對個人或組織為核心的權威崇拜極度反感。一直以來,中央對香港,以至中國下一代凝聚身份認同的方向,只集中於權力威望(power prestige)的建立,旨在以量化的、簡單明瞭的個人或組織成就來證明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從而說服下層群眾服從於上層人物,以及既有的等級制度。從鄰國三歲會開槍、八歲開貨車的金正恩元帥,到我國以每塊金牌六億元的代價,全力催谷的奧運獎牌榜,均屬此類。遺憾的是,這類權力威望只適用於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對文明程度較高的地區,並不適用,因政治避禍而來的港人及其下一代,對此類個人或組織崇拜為本的國民身份則更為反感。

回顧近月政府只派出政務司長,以至行政會議成員來作夢囈式回應,而自稱「內行人」,月薪近三十萬的教育局長卻龜縮一旁,繼續默默地「汲取經驗」,對民意之蔑視已無以復加。此情此景,令人不由得想起擅以拖字訣蒙混過關,以「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聞名的葉名琛總督。關乎下一代未來的教育政策,竟由如斯人物所掌舵,真是國之不幸,嗚呼哀哉。


梁亦華(2012.9.25)︰中史.保釣.國民教育科,《明報》,P12。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 - 《星島日報》

《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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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教師組織發表前線教師對校本評核的意見,超越一半受訪者不滿校本評核的安排及評核的信效度,更有人指出多年前校本評核的推行源於教育局盲目引入澳洲校本評核制度,以及增加英美澳大學對中學文憑的認受性而成,屬政治而非教育議題。其實盲目崇洋的教育政革又豈止校本評核一項?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經常援引海外例子來規劃本地教育發展,其影響之深遠,又有多少為人所知?

學前教育的定位

多年以來,教育界多次要求政府為幼師設立薪級表,爭取把免費教育延伸至學前階段,可是面對數千師生的要求,教育局依舊參考三十年前國際顧問團報告書(Llewellyn Report)對學前教育「理想而非必需」(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的定位,拒絕全面規劃及投入師訓資源。然而英美各地的幼兒園屬可有可無的托兒模式,本港學前教育卻屬正規教育的一部份,入學率接近百分百。政府只採用強調競爭的學券制,而拒絕把幼兒教育納入免費教育範圍,致使幼兒教師成為高壓力,低保障的工作典型,士氣長期低落,最終受害的又是誰呢?

基礎教育劃一量化

基礎教育方面,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能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便是成功的教育制度。多年以來本港學生在「國際學生評核計劃」(PISA)中均高居前列,基礎教育成效之卓越有目共睹,然而教育局卻參考排名遠低於香港的美國模式,引入「高效能學校」的概念和指標,把全港學校分拆為四大範疇、十四個範圍、二十九個現指標及八十個關注重點,迷信於標準劃一的量化評核表。

早有學者指出,此類重過程,輕成效的品質監控標準只適用於教學效能較遜的學校,因為大量行政工作雖能剔出尸位素餐的庸才,卻只能確保教學活動符合最低水準。它營造出來的標準化霸權(Hegemony of standardization)並不能鼓勵,甚至反過來把教師創新或追求卓越的空間壓榨殆盡。其實辦學成效高居世界前列的香港教育模式,是否必須向二千萬高中畢業生不會基本計算,一千萬學生不會基本閱讀的美國基礎教育借鑑,把國外政策照搬如儀?

更令人驚訝的是,盲目崇洋的教改更連外國早已棄用的政策亦照搬不誤,如政府於九十年代堅持引入被英國棄用的目標為本課程,近年亦強制各高等院校推行被澳洲廢棄的績效為本單元設計等,不一而足。如此旨在追趕世界潮流,盲目崇洋的教育改革,又是否真的以學生為本?

借鑑海外 保留優點

正如香港大學教授程介明曾言︰「個別的措施甚至政策,在一個文化中是成功因素,在另外一個文化也可以是失敗因素」。其實香港處於「筷子文化」的文化圈內,具有重視德育紀律、學習態度、個人努力、總體綜合目標等優秀傳統,本身已是西方社會極力學習的對象。海外經驗固有值得借鑑之處,可是官員不著力保留自身優點,無視東西方文化差異,盲目地邯鄲學步,得到的可能是災難性的結果,把香港引以為傲的學術水平都一併革掉。


梁亦華(2012.7.6)︰教改盲目崇洋的弊端,《星島日報》,F08,教育評論。

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教育市場下的殺校潮 - 《星島日報》

日前小一派位放榜,北區學額成為雙非與本地學童爭相搶奪的目標,不少學生因學額不足而被逼跨區上學,更掀起叩門潮。有議員歸咎於人口規劃不當,亦有人指出學額不足是雙非入境政策的後遺症,可是教育規劃上又是否存在有待優化之處?對教育局而言,過去十多年的北區學校問題主要是學額過剩,北區亦是歷年殺校潮的重災區,可是當初的北區學校是否非「殺」不可?多年來所謂過剩學額問題又從何而來?

北區學額供不應求

北區殺校之源起始於教統局2002年「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該文件以成本效益為由,通過公開羞辱(public shaming)的標籤定型,把77所收生不足23人的學校標籤為「不受歡迎」和「成效不彰」,繼而強行停辦。如同今天被逼跨區上學的學生,當時已有不少家長投訴學童必須舟車勞頓,影響家庭生活。當年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的回應是︰「不會為方便一、兩個人利益而影響整體教育發展。」

面對殺校政策,教師工會建議趁勢推行小班教學,又或保留部分學校以緩衝人口回升後的教育需求,而不少學校亦試圖轉型至特色小學,如訓練獨立能力的寄宿學校、園藝為主體的綠色學校、少數族裔學校等,然而教統局為了加速殺校目標,不但全數否決該些提案,把「小班教學」的建議視為工會避免教師失業的利己行為,更採用種種行政手段把收生不足學校「陰乾」,例如在沒諮詢或知會情況下,把二十所村校剔除於小一校網之外、無理延遲發放「特別視學報告」,令部分學校不能正常招生等。

部分學校見積極發展難以求生,毅然發起激烈的抗爭活動,如簽名遊行、聯校罷課、校長絕食等,反抗殺校的司法覆核一直打至高等法院,可是教統局依然不為所動,前秘書長羅范椒芬只肯略為「讓步」,容許部分學校自行選擇「三年後停辦」,還是「五年內自然流失結業」。時至今天,全港逾一百所學校被強行關閉,北區小一學位從2001/02的四千個大跌至去年的二千六百個。失去緩衝學位的北區校網,無力應付數以千計突然湧現的雙非學童,便只能放棄就近入學原則,跨區安置本地學生的升學需求。

學生被逼跨區上學

從上可見,北區學額問題實源自當年教統局一改回歸前教育福利政策取向,盲目提倡成本效益及市場問責。在教統局充滿數字圖表的改革建議書中,教育經費不再是對下一代的投資,而是極待削減的臃腫開支,所有不能量化的東西,如師生關係、教育熱誠、自然學習環境等,在官僚眼中均沒價值可言。誠然,每年教育開支節省了三億多元,可是教師權威在歷年公開羞辱的輿論攻勢下被摧毀殆盡,數以千計家長與學生亦不能就近入學,在未來六年的每一天疲於奔命,這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

更諷刺的是,當年教改始作俑者,一個事不關己般等候接掌醫管局,一個大模大樣地遴選下一任政府的五司十四局人選。這對於數以百計因教改而精神崩潰或自殺慘死的教師,以及成為教改白老鼠的數十萬莘莘學子,情何以堪?

梁亦華(2012.7.2)︰教育市場下的殺校潮,《星島日報》,F02。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

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 - 《經濟日報》

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


每年6月,是眾多父母為即將入讀小學的孩子憂心的日子。對中產及基層父母而言,優質教育被視為階級上流的重要關鍵。名校直資化的憂慮,令學生於幼稚園,以致學前階段已展開激烈競爭。有人認為這放棄了香港數十年來對教育均等的堅持,有人卻認為獎助學金已解決學生貧富懸殊的憂慮。到底獎助學金能否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的問題?直資學校與優質學位又是否對等?

以吸家長為本 外行凌駕內行

直資學校源於1988年的直接資助計劃(Direct Subsidy Scheme),計劃中的按額撥款模式被視為增加家長選擇、改善學校質素與提供多元化教育的靈丹妙藥。誠然,十年以來教育模式隨直資計劃百花齊放,國際文憑課程、高中職業導向課程、內地大學先修課程等,不一而足,然而不少直資學校學費驚人,部分更高達每年5萬元以上。高昂的學費加上收生的絕對主導權,讓學校能堂而皇之「擇富而教」。如此孩子的選擇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此外,直資計劃以競爭而非校際合作來提升教育質素,競爭勝負的量度標準是家長選校意願,從而讓未受專業訓練的家長成為主導校政的指揮棒,教師們被迫從「授課員」成為「售貨員」。為了生存,不少教師只能放棄教育專業的理想與堅持,改以「顧客」喜好為優先考慮,又或為吸引更多「客源」,被迫把精力投放於增進校譽的宣傳公關、豪華遊學團或奪取獎項等非教學事務之上。這種外行凌駕內行、鼓勵不務正業的市場導向,又怎能提升教學質素呢?

再者,為求向社會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學校又會否把成績略遜的學生摒諸門外,以騰出學額收取優材生?過去便曾有某中學以申請「未具備條件」為由,拒絕小學部廿多名學生升讀中一,不少家長便曾如此質疑學校通過行政手段擇優,以致擇富而教,校內學生對助學金自然零需求。根據教育市場下的彈性資源調撥原則,無人申請的獎助學金自能申請挪作他用。


倡津校轉型前 政府應「想一想」

面對直資貴族化的指摘,教育局總舉出一些免學費的直資學校為例,指出「不是所有直資都是貴族直資」,故直資計劃不存在教育不均等問題。可是「所有直資學校是名校」,與「大部分名校都直資化」是兩個不同概念,教育局着力否定前者,家長的憂慮卻是後者,雙方風馬牛地對峙多年,均等成疑的直資計劃則繼續高速發展。

現時直資學校數目約佔學校總數的一成多,故問題尚未廣受關注,但隨着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變直資,直資叩門潮將日趨增加,以上問題亦會愈發明顯。總括而言,直資的出現為基礎教育帶來了多元化發展,卻犧牲了教育均等這數十年來賴以維持社會和諧的關鍵。政府在積極鼓勵更多名校轉型之前,是否應先正視以上種種問題?

梁亦華(2012.6.9)︰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f0053dd-6018-4ace-a060-b654f7a0f852-766463

基準試與教師專業性 - 《星島日報》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是在學師訓學生及社會人士投身語文教育的必經門檻。日前考評局公布教師基準試成績,英語聽講讀寫等科及格率連創新低,成為不少人質疑教師語文能力的有力依據。筆者每年看見類似報道均不禁納罕,一門專業考試的及格率偏低,為甚麼會成為一個需要社會關注的「問題」,甚或成為質疑從業者專業性的議論依據?

對任何專業而言,專業資格考試是分隔從業者與外行人的主要篩選門檻。觀乎另一專業──醫學界的「香港醫務委員會執業資格試」,其「專業知識考試」及「臨牀考試」兩卷考生及格率均低至三成,在某些年份更不足一成考生及格,當中更不乏來自英美等先進國家的執業醫生。極低的及格率正正反映的是醫學界入職評核的嚴謹程度,以及醫生牌照的專業性,但這極低的及格率在公眾的心目中,卻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問題」。

回顧獅子山下年代,猶記得當時全港只有兩所大學,僧多粥少之下,大學入學試的及格率一直徘徊於百分之三左右,然而筆者卻未有聽聞有人認為該年代畢業生的學術水平低於現今港孩一代。當年即使未能跨進大學門檻的中學畢業生,依然不乏才俊,造就香港數十年來享譽全球的經濟成就。

相對而言,自教師基準試成立以來,社會對基準試結果報道多聚焦於考生的不及格率,而非及格率;亦喜引用數據與考卷例子,數算歷屆考生表現又如何未如人意。那麼筆者不禁要問:難道教師基準試的及格率達百分百,教師的專業性才會受到肯定?如此邏輯,恍如相關部門以校園驗毒零發現,當作驗毒計畫的成效大事宣傳般一樣反智。


梁亦華(2012.6.11)︰基準試與教師專業性 ,《星島日報》,F04,教育評論。








2012年5月31日 星期四

從南海問題看天朝心態 - 《大公報》

從南海問題看天朝心態


辛亥革命過去剛有一百周年了。所謂弱國無外交,一百年前滿清積弱不振,連遠至南半球的秘魯亦敢於向清廷提出不平等條約,百年後中國對外依然風波不斷,繼越南舉辦南沙群島的海鮮旅行團後,菲律賓又肆意侵佔南海的中國島嶼,炸毀中方界碑,南海三百多億噸原油被周邊國家與六十多國油公司「利益均沾」多年。為什麼建國五十多年,GDP 進佔全球第二的新中國,外交依然大而不強,怒而不威?筆者以為,外交成效不彰,當於中國人數千年根深柢固的天朝大國心態有密切關係。

自古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冊封體制的中心,從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別,故只設宣撫司、理藩院,沒有外交部,外交政策從來只有「戰」、「撫」二策。漢唐盛世對化外四夷,用以德報怨的「撫」確實較能安定邊疆。可是現代外交關係中,盲目的撫夷之策卻更可能是示弱的表現。如戰後民國以德報怨地送走二百萬日僑,所花費的三億三千萬美元更被列入美國「戰後對華租借物資」的帳下,最後日本成為第一島鏈,在釣魚島上建燈塔、放山羊宣示主權;新中國不顧國內饑荒頻仍,百廢待興,耗費百億美元計物資抗美援越,越南卻拒不歸還從中國借出的白龍尾島,更以此為基點劃去二百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同樣地,去年我國才給予菲律賓七十億美元援助,菲方卻把黃岩島改為「帕納塔格礁」以作回應。

從上可見,國與國間的尊重是外交的前提,而這份尊重是建基於不卑不亢的態度與據理力爭的民族之情,並非對外多少個億的援助。昔年英國對於窮山惡水,只產火雞的福克蘭群島,依舊耗資十數億美元軍費捍衛主權;俄國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亦寸步不讓,直言︰ 「領土問題只有捍衛,不能談判」,從沒有「有損大國威儀」的顧忌。那麼對石油蘊藏量三百億噸、天然氣蘊藏量十六萬億立方米的南海諸島主權,中國會否繼續這種不分強弱的「撫夷」政策,透過廣施恩澤來威服四夷?

梁亦華(2012.6.1)︰從南海問題看天朝心態,《大公報》,B19,通識新世代。

http://source.takungpao.com/news/12/06/01/TSPT-1485416.htm

2012年5月12日 星期六

市場化催生的教科書爭議,《蘋果日報》

市場化催生的教科書爭議

近日,教育局與書商就分拆教材與課本定價問題陷入僵局。有人認為教科書價格高企源於出版社拒絕分拆教材,有人認為困境源自編製教科書成本過高,令小部份出版社壟斷了市場。為甚麼原本被視為能推低成本,回應家長多元需求的市場機制,會造成今天部份出版商的壟斷局面?濫送電子教材與各類贈品的風氣,又怎樣成為教科書市場的主流?

在市場機制中,競爭能強迫各出版商更關注自身成本效益。為求增加市場佔有額,書商被假設會降低書價,增加教材質素以吸引客源,最終讓消費者得益。可是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卻指出,市場化同時會催生出病態的消費現象,因為成功的企業不能消極地「迎合需要」,更重要的是為消費者「創造不足」,如影音畫俱全的教學簡報、電子黑板服務、大量自動批改的網上操練、互動討論平台等等本屬錦上添花的配套,現在都成為教學的「必需品」而被計入教科書費用之中。

誠然,對不諳學科知識與教學法的行外人,充滿聲畫影音的課堂能滿足其膚淺的評鑑,而無限量的網上練習也能迎合部份迷信着「操練換取成績」的家長或學校。可是在市場機制下,不少配套軟硬件都逐漸成為銷售賣點,甚至即將取代師生互動成為教學主流,把更多原本沒有需求,或不願盲從科技迷信的家長與學生強行捲進電子消費者的行列。

回到近年的教科書爭議,多年來「分拆教材」與「教材電子化」被視為降低書價的手段,前者被證實了是部份人一廂情願的想當然,後者也只是助長着不必要的市場化需求而已。其實,所謂的高科技贈品只是有效教學的媒介之一,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自主才是有效教學的關鍵所在。正如高官們所頌揚的獅子山下年代,天台小學也能培育出一代社會精英,我們又何必追逐盲目的市場潮流,強迫家長承受不必要的負擔?

梁亦華(2012.5.12)︰市場化催生的教科書爭議,《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512/16328945



2012年2月2日 星期四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信報財經新聞》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踏入2012年,各大銀行再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令不少人對新一年的一絲美好憧憬都蒙上失業陰霾。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均實行量化寬鬆,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為何經濟仍未如歷次經濟危機般好轉?朝不保夕的職場又會如何影響新一代員工?

量化寬鬆政策源於經濟學家凱恩斯,旨在透過政府刻意干預,增加貨幣供應及基建來產生更多投資及就業機會,避免消費者在經濟不穩定下抑壓消費意慾,過度儲蓄的惡性循環。然而,增加貨幣與利率下降不一定令人減少儲蓄或刺激投資,相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職場,廿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盛行,各企業全力去中央化,業務紛紛競價外判,職場上合約工、外判工盛行,新一代所失去的職業穩定性,遠非所能增加貨幣或基建所能補償。

企業大規模裁員除了影響消費意慾外,亦影響了一整代的職場心理。在企業全球化的結構下,員工過去工作表現不再提供任何保證,其續約與否更視乎遠在千里之外總公司某個量化審計指標。美國經濟學者Peter Bernstein指出,毫無意義的成功,不能得到回報的努力與欠缺客觀標準的短期合約,將令裁員潮下倖存的員工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在工作或個人發展上放棄長遠計劃,反而像兔子緊盯狐狸利爪般,把注意力無用地集中於辦公室瑣事,如老闆怎樣打招呼、公司聚餐的拍照排位等小道消息,以協調對現狀不安的無力感。

新一代員工在企業彈性聘用政策下亦會發現,廿一世紀職場能生存下來的,不再是埋首不語,默默耕耘的香港精神,而是擁有嫻雅口語能力、高超遊說技巧等可隨身攜帶(portable)的社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彈性聘用下新職位的磨合期比獅子山下時代大為縮短,各員工須於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快速研判新情勢與各類人物,以深層演技與超然態度來維持表面和諧的團隊合作,更要趕在下一輪失業潮來臨前轉職,即使對另一新職位與企業文化一無所知。

誠然,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職位能容讓企業自由調整營運開支,然而企業所裁掉的不只是任由宰割的合約工,更裁掉了政府近年重新積極提倡的香港精神。那麼,昔日香港精神從何時起被合約化浪潮所取代呢?正是十年前政府以合約公務員全面替代常額編制,繼而把海底隧道、領匯及其他業務分拆外判之時。


梁亦華(2012.1.28)︰何時裁掉香港精神,《信報財經新聞》,A13。


梁亦華(2012.1.28)︰何時裁掉香港精神,《信報財經新聞》,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