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0日 星期六

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

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

今年四月,由特首主持的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其中包括教育產業,從而引起了各學者的熱烈討論。有人引用外國例子,支持政府發展持續教育產業;有人從教育功能着眼,反對把教育與「產業」二字掛勾;更多人抱持謹慎態度,指出本港可能面對的種種困難。筆者認為,諸多爭論的背後,實際上是政府能否在教育成為產業後,保持高等教育量與質之間的平衡—既得到賴以生存的學生「量」,又能發展現有教育品牌的「質」?

歐美擁工業優勢

環看海外國家,教育產業發展可被粗略分為三種模式:歐美的發展式、新加坡的引進式、台灣的升格式。自七十年代起,歐美各國憑藉建立多年的教育品牌、誘人的就業前景、豐厚的獎學金等優勢「輸出教育」,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亞洲或非洲裔學生申請入讀,待畢業生回國後擔當要職,進一步加強名校的磁吸效應,為歐美的教育品牌建立良性循環。

然而歐美大學的教研實力及背後所擁有的工業優勢,均要數十年以至數百年積累而成。本港某些大學雖在全球大學排名中超越眾多鄰近地區,名列前茅,當中卻有不少得分來自一些被高薪吸引而來的重量級學者,以及只計算英文期刊發表量的評審標準。再者,工業北移的香港缺乏如矽谷、劍橋科學園等高科技產業區,難以為海外學生提供優良的就業前景。如政府忽略這些背景因素,只根據排名或統計數字,便誤以為香港大專院校的潛在吸引力等同美國的長春藤聯盟,則未免過於武斷。

新加坡的引進模式是不少學者所提倡的。近年新加坡積極引進多所海外知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合作科研、開辦課程,以至開設分校,建立了享譽東亞的教育產業。然而這些成就並非一夕而成,而是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導,與旅遊局、國際企發局、教育部等各個部門多年合作,建立從推廣、行銷、引進以至品質鑑定等完善配套,才能把新加坡打造成亞洲知名的教育樞紐。

反觀落後多年的香港,發展教育產業方針是由一個只有兩個多月壽命的臨時委員會提出,再交由教育局草草跟進,其他部門均袖手旁觀。在欠工業配套與各部門統籌協調下,政府只能通過低價撥地,吸引外國院校自然而來,此種「積極不干預」政策實如緣木求魚,學界焉能對此有所寄望?

時至今天,教育局提出教育產業的本土發展計劃主要是「推動院校辦自資學士、碩士及專業課程吸納非本地生」,及「以象徵式地價及提供優惠貸款作建築費以鼓勵營辦私立大學」,可見香港教育產業正是以第三種模式—台灣模式作發展路向,此模式通過升格開辦副學士課程的教育機構為主,以發展大量私立大學為目標,這樣既能在短時間內提供大量學士課程,又不花費政府太多資源,實是多快好省之舉。


香港土法上馬

然而,這種教育產業的「目標消費群」,除了視香港為升學跳板的內地學生以外,便是因學額不足而無法升學的眾多副學士畢業生,院校連亞洲化也說不上,遑論向國際化邁進?再者,學位「量」的增加將導致「質」的倒退。目前,人口只有香港四倍的台灣共有大專院校一百六十四所,學位數目比大學聯考考生總數還多,大學新生每個科目平均分最低只需十二分而已。將來自負營虧下的香港私立大學群,面對出生率只有台灣百分之六十的香港新一代,又將如何自處?答案顯而易見。

總括而言,良好教育產業的吸引力在於為學生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歷程。各大院校北上招生之餘,亦應兼顧對歐美學生的吸引力。筆者認為,教育局在欠缺足夠配套和資源下強行發展教育產業,猶如大躍進般土法上馬,不但未必能讓香港成為教育樞紐,更可能令多年來辛苦建立的教育品牌毀於一旦,當局對此實應三思而後行。

中文大學碩士研究生
梁亦華



梁亦華(2009.10.23):量與質衝突——教育產業三種模式,《信報》,時事評論,P18。

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

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

近月,不少八十後青年以激進手法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引起社會探討八十後的困境。長久以來,八十後被視為物質豐盈、掌握知識和充滿創意的一群,即使八十後的失業率長期高企於百分之二十以上並持續增長,其生活與就業困境也從不是社會的焦點。

誠然,八十後所享用的物資比此前是改進了,然而他們卻喪失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一九九七年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是生活的分水嶺,也是八十後青年踏入職場的日子。他們卻在這十年內經歷了數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和資產泡沫爆破,就業不足成了不少人的夢魘。多年以來,政府把協助就業的精力集中於建築、裝修、物流等幾個以中年人士為主的行業之上,從量的方面解決藍領階層就業時數不足的問題,卻從沒有正視高學歷年輕人低度就業、工作穩定性與待遇日益惡劣等質方面的問題,除鼓勵八十後青年無止境地「終身學習」以外,幾乎毫無作為。在學歷急速貶值下,不少年輕人奮鬥十年,只能換來一張形同廢紙的文憑和數十萬元債項。

回顧過去十年,無數固定職位相繼消失無形,各類合約工、臨時工和假自僱職位則相繼湧現。擁學位而以散工過活者亦不罕見,即使僥倖就業,其工作時數與薪金亦會被壓榨殆盡,工資仿如時光倒流,別說晉升機會,來年能否在同一公司工作也毫無信心。對此,社會主流卻反指青年人欠上進心、不受束縛、不知珍惜工作機會、轉工頻繁等等,事實上僱主們又有沒有想過,只施捨屈辱性的薪金,還要求下屬每天無償加班數小時以表忠誠的管理方針,才是青年人被迫頻繁轉工的主要原因呢?

漸漸地,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的八十後發展成兩類:陷入消費文化,以物質肯定自己,有酒今朝醉的短視一群;以及被迫參與這不平等遊戲,如順民般拚命「終身學習」,拒絕消費,以至放棄談戀愛、結婚等機會的謹慎一群。對個人而言,前者終日過度消費,欠人生規劃固然有所不妥,然而後者即使犧牲自己所換來的,亦往往只是個不能實現的夢想。總括而言,八十後的心態被迫改變的原因,在於他們所面對的是個「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如魯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日趨激進的八十後青年,正正為政府長期忽視此一群體的政策敲響警號,然而事到如今,政府仍只以「只要把握機遇」,「裝備自己」便「不用擔心」等作敷衍回應。對眾多被社會迫至無路可逃的八十後而言,這只是上位者拒絕思考,不負責任,把責任全推往受害者的推搪之辭而已。


梁亦華(2009.1.7):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一代,《蘋果日報》,A20,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