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 《信報財經新聞》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早前,香港大學接連發生性欺凌的醜聞。3月下旬,港大一名退選幹事遭同學按住,強行向其下體滴蠟。事發不久,李國賢堂亦傳出短片,另一男生遭按在床上,被同學以下體拍打頭部。欺凌事件震驚全港,校方隨即表示事件已交由「副校長領導的小組跟進調查」,並報警處理,聖約翰學院舍監亦發表聲明,指「不接受任何形式欺凌,學院對此持毫不含糊立場」……

表面看來,校方看似嚴肅處理事件,但事實上跟進結果是如何呢?據報道,校方對23名涉事者的裁決結果僅是「3人被取消宿位,19人被暫停入住宿舍,一人被書面警告」。在繼後訪問中,校長不痛不癢地回應:「(校方)希望從組織上的變革,避免不當行為發生……(校方)無意令學生停止他們已進行多年、覺得有意思的活動。」副校長則指即將9月推出非強制性網上預防性騷擾課程,而所謂課程則只是看短片,填寫回饋問卷,以作回應,而傳媒跟進亦到此而止,可是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事件不禁令人反思:為何如此令人髮指的性欺凌,會出現在雲集全港頂尖精英的最高學府?新生營即將於暑假開始,社會和學校的回應與跟進,又能否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法不施於尊者?

一直以來,每所學校多少也存在着青少年的欺凌行為,這些欺凌行為的原因很多。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們在潛意識中存在內心不安,性與暴力則是人們平衡心理衝突的重要媒介。對此,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已詳細詳述,在此不贅;社會學的觀點則認為,如此強制而不人道的性欺凌,只是洗腦儀式,而這往往涉及摧毀對方自尊心及其他防衞機制,旨在更好地嵌入舍堂文化。學者侃侃而談,都有道理,不過兩類觀點都有一共通點:性欺凌者是情有可原的。前者視性暴力為一種恢復心理正常的正當手段,加害者往往被嚴密家庭和學校監控,過度抑壓,無法處理內心充滿衝突「受害者」;後者則視他們為宿生身份建構的過程,加害者往往被描繪成過於盡責,「過火」而不自知的無辜搞手。

筆者並非心理學專家,對學者的理論亦無意否定,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只想起特首年前的一句說話:「守法與犯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如果被按在床上的受害人是女性,學校會否同樣以玩得「過火」輕輕帶過?如果這是一群無業青年當街鬧事,而非港大學生,社會又將如何報道?可見,社會大眾的處理方式並非視乎行為的本身,而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而定。一言蔽之,便是「刑不上大夫,法不施於尊者」,以及「男性不可能受到性欺凌」的偏執情結。

大學託兒所化

這是因為學生對性欺凌認知不足嗎?性教育課程能預防性欺凌問題嗎?在大學中,直接的暴力攻擊並不多見,更多出現的是社交排擠,又或取花名、嘲笑樣貌身材等為主的言語欺凌。近年關於青少年欺凌的心理研究指出,這並非因為欺凌者有一絲善心,而是因為施暴者會估計社會容忍的底線,預期師長通常低估這些行為的破壞性,一般不會作出干預而作的理性選擇。從這觀點看,本次犯事學生並非無知,相反,他對事後社會反應的預計其實相當準確。

再者,教授性教育是否大學的職責?哈佛大學前校長Harry Lewis在其著作《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便指出,「愛」與「關懷」已佔據大學的價值觀中,而規範(Regulation)以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則往往被擠到一旁,這直接令大學「託兒所化」,一些本應由家長進行的德育輔導(如性教育),逐漸成為大學的職責,而學生(包括加害者)均被視為「無力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如此職能和觀念,這實在是有違大學之道。

正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如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re either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各方的「冷處理」,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與縱容問題?如果被按在床上的是閣下兒女,你還會覺得這23名犯事者只是「過火」而不自知,又或抱着憐憫之心,認同他們是無力處理內心衝突的「受害者」?

筆者認為,真正的教育並非對着一眾精英講解「何謂性騷擾行為及如何處理之認知」,而是幫助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思想。對加害者而言,比起吸取知識,也許他們更需要被教導如何當一個勇於承擔責任的成年人。



梁亦華(2017.06.24)︰〈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信報財經新聞》,優質教育,C04。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無綫電視劇《親親我好媽》故事以「家長教師會」及「怪獸家長」為背景,獲得坊間好評,亦引起人們對家長參與校政的關注。電視劇中,家長的職能僅止於協助籌辦課後的非學術活動,又或充當免費的人力資源,但現實中的家長職能,遠不止於此……自校本管理改革及法團校董會法案通過以後,家長被賦予參與校政的權力,並被視為提升辦學質素的關鍵之一。

提升辦學質素

一、家長校董代表家長群體,在校董會中扮演着監察者的角色,以確保學校合理地運用資源;二、家長校董扮演着家校間的溝通橋樑,幫助其他家長下情上達,以便學校作出符合家長意願的決策,同時亦向其他家長解釋政策,減低執行阻力,並增加政策的認受性。毫無疑問,比起教改之前,校政的透明度提高了,學校亦更重視家長的角色。

可是在實踐中,家長參與能否為學校帶來正面影響,仍需要考慮一些條件:

一、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能力履行職責?無疑,家長對孩子的需求有充分了解,決策時也能提出另一角度讓學校考慮,但校政決策涉及行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不同範疇知識,亦需要了解不同法例。家長校董要發揮其監察職能,必須要花時間精力,先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決策程序,乃至學校現行種種措施的原由。

這能力方面的挑戰,對社經地位稍遜的學校家長而言,尤其明顯。對此,有辦學團體的學校能夠提供家長校董的培訓,但資源稍遜的獨立學校,則未必有能力作如此安排。再者,家長校董任期一般為一年。當他們經歷漫長的磨合期後,往往便到了鞠躬下台,重新選舉之時。如此循環不斷的磨合,又能否讓家長校董發揮應有角色?

家長另類目的

二、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的組織承諾?法團校董會引入家長校董,除假設他們有足夠能力外,亦假設他們有足夠組織承諾。畢竟沒有家長希望把學校弄得一塌糊塗,令自己孩子成為受害者。可是這中間隱藏了一個身份衝突:家長校董代表的是全體學生利益,還是自己孩子的利益?筆者在過去關於家校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部分教師受訪者指出,部分競選校董的家長,是因為孩子的成績比較一般,故期望當選校董後能用種種手法,幫助孩子獲派較佳班別。

另外,一些受訪校長亦指出,有家長為了發展個人社交網絡,為參與區議員鋪路,故競逐校董之位。誠然,筆者的資料只代表受訪校長與教師的個人看法,但這卻顯示了,一些學校對家長校董是否有足夠的組織承諾,並無十足信心。

引用作家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則各有不幸」。通過案例研究,我們不難歸納出「成功家校協作」的共同特質, 可是對於一些效能成疑的校董會,貌合神離的家校協作,由笑臉所掩藏的不信任和權力攻防,我們的理解又有多少?這仍需要學界作更詳盡討論。



梁亦華(2017.03.03)︰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 -《教協報》

近日議員宣誓事件引起各界關注。相對以往社運分子,年輕一代對祖國更冷漠。不少人納罕︰為何回歸後年輕一代對祖國的歸屬感,反而倒退?

要回答這問題,便需了解國民教育與身份認間的關係。學者Max Weber指出,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於︰一、權力威望(power prestige),即透過組織成就確立權力合法性;二、文化威望(cultural prestige),即透過歷史訴說和文化傳承,確立權力合法性。

回歸之前,身份認同是避之則吉的議題,蓋因身份認同必涉及向誰效忠的問題,亦否定港英合法性。故港英以文化取向為主,強調香港傳承著與中國不同的正統文化;回歸以後,官方卻轉移至權威取向。如邀請宇航員、金牌運動員訪港等,均展現強大經濟、體育及科技實力。可是威權式宣的效力主要視乎兩點︰一、受眾會否把自身利益與國家前途掛勾;二、受眾對經濟利益有多重視。

針對前者,不少人把香港過去成就歸因於「發國難財」,即韓戰引致國際禁運、文革十年浩劫等。背後潛台詞是︰中港屬零和,而非互補關係。中國越強大,香港越易被邊緣化;針對後者,年輕一代普遍不愁衣食,卻更著重文化軟實力,偏偏這方面是中國的軟肋。近年抗戰史被內地媒體任意篡改,孔子學院效益成疑,孔子和平獎更淪為笑柄,致使回歸多年,年輕一代還未產生預期的民族凝聚力。

誠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 either have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威權式宣傳,正是本土思潮日趨盛行的原因。我們該如何讓孩子感受中港融合是機遇,而非威脅?如何訴說血濃於水、文化同源的故事,讓下一代凝聚於共同民族記憶之下?這實是我們需要共同關注的課題。



梁亦華(2017.01.09)︰威權式宣傳與本土思潮,《教協報》,666,P4。
https://www.hkptu.org/ptunews/33086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 - 《信報財經新聞》


近年政府積極擴展專上教育。從高級文憑、副學士,到自資碩士課程,自資學位已超越受資助學位,成為大學的一大財源,但這同時亦引發學歷通脹,乃至社會不穩的疑慮。過去一年的統計署資料顯示,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的就業人士入息月入中位數為11000元,竟與經濟遠遜現在的1997年持平。可見,學歷通脹正把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一代推向貧窮線。事實上,在國家層面,增加高等學位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個人層面,它能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又或成為社會動盪的溫床?

「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我國根深柢固的觀念。對此,教育統計研究上亦有所顯現。學者Kimko審視了1960至1990年OECD的經濟及教育數據,發現PISA數學科成績每增加47分,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便額外增加1%。為什麼教育能拉動經濟?不同學者試圖提供解釋:傳統觀點認為,教育能為工商業發展培訓合適的高技術員工,支持各行各業發展與擴張,又或教育催生更多創意產業,拉動經濟發展;社會學觀點則認為,畢業生工資隨教育程度增加,會更捨得花費,產生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讓財富下流,讓整個社會得益;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受教育的市民更着重自己健康和體質,從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社會產力。總括而言,上述學者均贊成教育發展能幫助個人脫貧,又或拉動地區經濟發展。

教育能拉動經濟?

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少學者循教育質量,對兩者關係作進一步探討。如北歐學者Hanushek認為教育統計以在學年期為量化數據,無視SES、家庭、地區文化等差異是不準確的,例如學生在伊朗接受一年可蘭經為本的宗教教育,與在芬蘭接受一年的探索教育,便有明顯不同;Murphy則關注學科差異,其研究發現工程系畢業生數目比起法律學系更有助拉動經濟發展,蓋因後者會引發尋租行為,即更多人透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奪取和鞏固個人利益,增加社會整體發展的成本。

此外,另一些學者則從環境配套的方面,指出「教育拉動經濟」論點的局限。例如Pritchett審視相關數據後,發現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只在OECD已發展國家才成立,在秘魯、菲律賓、迦納等發展中國家,其相關性並不顯著。Godo & Hayami同樣認為教育未必能拉動經濟,他們審視二戰前後的日本教育與經濟,指出技巧和知識不能直接轉化成產力,必須結合機械。然而戰前日本人力過盛,機械太少,大量增加的高學歷人口成為社會不穩,乃至向外擴張勢力的源動力;Assad則認為與國家政策相關,因不少專制國家為了政治穩定,會聘請大部分高學歷畢業生,而學生則視學歷為長期飯票,這見於北韓,又或埃及、伊朗等伊斯蘭地區。簡而言之,要實現「教育拉動經濟」的假設,必先有政府政策及足夠資源或科技配套所支持。

除國家層面以外,近年在個人層面的「教育脫貧」論點亦受到不少學者所挑戰。Pritchett指出,隨着受教育者愈來愈多,僧多粥少情況下,回報率自然減低,減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意欲。當專上學位超越適齡人口50%,各院校的收生困難便會增加。

增加社會不穩定

另一方面,受專上教育的年輕人突然增加,卻未得到相稱的工資回報時,便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思潮、八十年代末的南韓學運、近年埃及與利比亞顏色革命等。當然不同時空與地區的學運,也有其獨特社會原因,但高等教育擴展確實間接增加了不滿政府的反對力量,蓋因學生能從「不得不反抗」的運動中逃離就職現實,建立自我認同,透過挑戰權威來找到生存實感。

諷刺的是,這似乎述說了教育與經濟相關的另一可能性:教育不一定拉動經濟發展,倒是經濟繁榮的地區,才有資源投資教育,刺激人們的升學需求。故此,不少學運或革命均發生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而非經濟危機之時。
誠如思想家福澤諭吉於《貧富智愚之說》中所言:「窮人的智慧是最可怕的,因為他們會知道痛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現實中卻永不能平等,他們便會成為社會黨,攻擊現行制度……讓窮人得到教育是有害的」。福澤所言也許較為偏激,但高等教育高速擴展,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確有可能賦予部分年輕人不恰當的期望,引起社會動盪等副作用,這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深思。

梁亦華(2016.12.30)︰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2016年11月23日 星期三

犧牲基層撑私院 付費插隊變事實 -《香港經濟日報》

港大參與營運的港怡醫院,將於明年首季投入服務。回首當初,相關人士多番強調,新醫院非以牟利為目標,不會影響現時瑪麗醫院的服務質素,更負有為香港培育「下一個袁國勇、盧寵茂」的偉大理想。

然而,在貢獻社會之前,公立醫院不少資深醫生護士被高薪挖角,成功介紹護士加盟者,更可獲額外推薦費。社會對醫療產業化一直存在戒心,事實上醫療產業的背後存在何隱憂?社會大眾對自身所付的代價又是否有清晰了解?

醫療非商品 政府承諾

一直以來,社會對公帑扶助醫療產業存有戒心,主要是基於公平性和醫療發展兩大考慮。支持者多關注醫療質素的提升,認為私營化醫院有更多彈性,能以更佳工資、福利與工作環境吸引富經驗的著名醫生加入,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相對地,質疑者多聚焦於從醫療服務的公平性。眾所周知,現時私營醫院多收費高昂,單是手術費便須數萬元,加上醫生費、巡房費、住院費、藥費等種類繁多的雜費,動輒達十數萬元,基層市民實難以負擔。港怡醫院強調它的醫療費是「中產能負擔的套餐式收費」,卻未見任何具體數字,實難以令公眾釋疑。

有人可能認為,給予醫生高於公營醫院的福利,給予具消費力的市民提供更優質醫療服務有何問題?問題在於醫療並非一般商品,而是政府為市民提供的福利與承諾。院方雖明言不會向醫管局主動挖角,但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是另一回事:

據今年4月食物及衞生局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統計指出,2020年全港醫生缺口將擴大至1,000名;醫生與人口比例方面,現時每1,000香港人約有1.9名醫生,但服務全港9成人口的公立醫院醫生,卻只有約6,000名醫生,比例低至1,000比0.7,與巴基斯坦(0.827)、印度(0.702)或南非(0.776)相若。再者,現時港大醫學院已同時兼顧瑪麗醫院、港大深圳醫院,以及即將營運的港怡醫院,人手極為緊張,自然開出遠較公立醫院優厚的聘用條件來吸引大量富經驗的醫護人員,把人手不足的問題進一步轉嫁至公立醫院,而這些經年累積的臨床經驗,絕非加開數十個醫護學位所能替代的。

人手短缺 醫生比例低

現時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已眾所周知。醫院被迫給予病人不合理的輪候期(如目前眾多輪候至2018年年底的專科門診預約),又或強行把病情未穩定的病人驅逐回家,自行承擔風險。不少因中風入院的長者,往往於急症室苦候十數小時仍未能接受腦掃描檢查,其間卻只見政府不斷播出廣告,着市民不要「濫用急症室」以抑壓龐大需求,場面實在諷刺。

俗語說:「金錢不是萬能」,可是在21世紀的香港,鈔票確是讓富人付費插隊,免受病痛長期煎熬的通行證,所謂私立醫院與富裕病人間的所謂「雙贏局面」,是建築於眾多基層市民的犧牲之上。在靠公帑或政策傾斜扶助起來的醫療產業下,香港基層市民只能自求多福。


梁亦華(2016.11.24)︰犧牲基層撑私院 付費插隊變事實,《香港經濟日報》。

201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教改建議蘊含本質矛盾 -《信報財經新聞》

教改建議蘊含本質矛盾

近年,社會對學校要求愈來愈高,何謂「理想教育」成了社會的關注焦點。各持份者根據其想法,對教育作出種種批評,獻計於各類教育改革,可是該些意見本質上是否存在衝突?學校又該如何回應社會需要?

第一類意見關注教育均等,反對高昂入學成本(包括學費或社會資本),這聚焦於直資教育、世襲計分制度等層面的議題,而關注此課題者,多為欠缺經濟或社會資本的基層家長。批評者普遍反對學校以家長的財力或家校關係,而非學生績效為收生準則。對此,社會期待以學生績效為本,而非家長的財力或關係主導的收生政策。

關注教育質量

第二類意見關注教育質量,聚焦於課程與教學法等教學層面的議題,而關注此課題者,多是有額外資源投資子女教育的中產家長。從十多年前社會對填鴨式教育取向的抨擊,到近年人們對通識、中國歷史等課程成效的質疑,均可歸為此類別。對此,社會期待政府和學校投放更多資源提升教學質量,乃至提供其他優質課程,如IB、GCSE等予學生選擇。

第三類意見關注學生壓力,關注學生龐大的考試壓力及功課量,這延伸至怪獸家長「贏在起跑線」、學生自殺等學校教育以外,屬心理層面的議題。對此,社會討論焦點在於如何為學生減壓,例如早年前教統局提倡一條龍中小學結盟、限制學校篩選新生的自由度、如何防止家長過度緊張等。

潛藏本質衝突

表面上這三類意見各自獨立,且均有善良的出發點,可是實行起來卻潛藏着本質上的衝突。因為在香港的現實社會中,學校是不可能同時滿足「優質」、「低成本」、「低競爭」三個目標︰「優質而低成本」的必然競爭激烈(如派位網內的地區名校)、「優質而低競爭」的必然昂貴(如擇富而教的直資學校)、「低成本而低競爭」的教學質量則未必有保證(如校網內較少家長揀選的學校)。

面對此困境,我們又能否向外國取經?誠然,一些小國寡民的富裕國家,如北歐三國、石油國家等的國民,確實能在低成本、少競爭的情況下坐擁豐富的教育資源。這似乎提供了教改藍圖,但卻不代表優質教育不需成本,只是政府向國民收取巨額稅收,或以自然資源換取巨額外滙後,代消費者付鈔而已。

着重平衡發展

總括而言,能滿足所有人士期望的「理想教育」是不存在的。不同家長會根據自己狀況,選擇性關注不同的教育議題。筆者認為,各方在針對個別教育問題提出改善建議時,亦須理解三個目標平衡發展的重要性。教育改革一旦偏往任何一角,均非學生之幸。


梁亦華(2016.10.29)︰教改建議蘊含本質矛盾,《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URL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1420983/%E6%95%99%E6%94%B9%E5%BB%BA%E8%AD%B0%E8%98%8A%E5%90%AB%E6%9C%AC%E8%B3%AA%E7%9F%9B%E7%9B%BE

2016年9月5日 星期一

港人威脅與右翼思潮 -《蘋果日報》

立法局選舉塵埃落定,對香港而言,這不只是傳統上的民主與建制的對決,更是雨傘運動後的本土民族思想的首次考驗。「本土優先」雖源於中港矛盾,但兩地差異由來已久,為何近年才突然興起,成為政治第三勢力?對此,有人歸咎外國勢力,有人歸咎領導,如此單一歸因最為簡單,但卻沒有觸及問題核心。為何回歸多年,時至今天才有本土思潮興起?背後是否存在結構性原因?

在西方社會,種族融合一直是研究的重大課題。近年內地輿論的「港燦與富表妹」或「文化差異」,均只能解釋中港矛盾的一部份。過去不少研究指出,本土族群對外的包容態度,與其所感受的威脅高度相關,其中美國學者W. G. Stephan所提出綜合威脅理論(Integrated threat theory),便以不同威脅劃分族群矛盾,可供參考。

導致族群矛盾的第一類威脅為實質威脅(Realistic threats),即港人對喪失原先經濟或政治資源的恐懼,這首先見於2012年之前產科床位不足、2013年奶粉短缺等事件,後逐漸擴展至幼稚園及研究院學位、就業職位、乃至樓盤單位的零和爭奪之上。除了就業與學位兩項外,其他類似問題多源於資源不足,只能透過政策修改及增加供應解決。

第二類為象徵威脅(Symbolic threat),即雙方於道德、公民標準、行政法治、自由民主等信念差異之上,這常見於部份旅客的不文明行為報道,又或「民主能否解決溫飽問題」等爭議之上。隨着內地經濟發展,公民質素日漸提高,筆者對此持樂觀態度。至於「麵包與自由」的爭論由來已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爭論到今。不止中港兩地,就是本土港人之間,也未有共識。反而構建社會基礎的核心價值,例如三權應分立還是協作,制衡還是效率,近年竟漸漸出現分歧,筆者認為這才是象徵方面的最大威脅。

標籤醜化激化矛盾

另外的群際焦慮(Intergroup anxiety)與負面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屬個人層面的未來預期,即增加交往會否對己不利、對方是否值得信任等。雖然香港素有「逃難者城市」之稱,上一代或多或少對中國有若干想法,未必全心信任,但這畢竟是50年前的舊事。不少調查亦顯示,本土思潮的支持者是回歸後出生或成長的年輕一代,五、六十後的港人反而趨向保守建制,可見歷史原因並非現時中港矛盾的根源。

選舉不是爭論的終結,而是延續。不論哪個政黨或領導執政,均要面對中港矛盾或本土右翼的興起。所謂政治是經濟的延伸,筆者認為中港矛盾的主要關鍵仍在經濟。歷史告訴我們,大愛包容只存在於全民共富的國度,貧富不均或經濟衰退,永遠是激進排外的右翼溫床。政府要緩解不滿,必須讓年輕一代感受到中港融合的好處,例如引進新移民如何帶來就業職位,而非「勞動力」;融合如何達致中港雙贏,而非港人被新香港人取代。如繼續高舉道德原則,指摘年輕一代不夠「大愛包容」,或以「害怕競爭的輸家」加以標籤醜化,這無異於傷口上灑鹽,只會激化矛盾,催生更多的激進右翼。

亦華(2016.09.05)︰港人威脅與右翼思潮,《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905/19760586